女附中文革专辑(六)

宋彬彬道歉之后的五种声音,刘进和王友琴对话,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本期继续讲述女附中文革故事

目录

【专稿】

叶维丽   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一)

启  之    宋彬彬道歉之后——五种声音,一个背景

【考辨】

李红云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回应】

刘  进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评论】

郝奇志   如果我是红卫兵

子  愚   宋彬彬道歉的启示

【访谈】

戴为伟整理  刘秀莹老师访谈

【南周更正】

印红标、宋彬彬对《南方周末》相关文章的更正

【资料】

1.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3日)

2.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4日)

3.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讲话(1966年6月4日)

4.胡志涛传达市委召集中学领导、师生代表的会议(1966年6月4日)

5.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1966年6月6日)

6.班代表传达工作组指示(1966年6月8--10日)

7.《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62期

(1966年8月6日)(附)印红标  关于《每日快报》62期来历的说明

8.胡耀邦批转彭小蒙的一封来信

9.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附: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的信

【编读往来】

1、苗苗等北京老三届谈朱学勤之文,《记忆》简报联系结果。

2. 冯永光谈文革研究者应放弃小是小非之争。印红标、启之回复。

【专稿】

活在今天的历史

——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

叶维丽

2014年1月12号,一群老年人---30几名老三届学生与23位老教师---在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校园里开了个会。48年前的8月5号,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京城的事件:该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惨遭学生毒打折磨后死亡,其他四位挨批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下称“八五事件”)。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师生们都有正视校史上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共同反思文革教训的意愿,此为这次会议的缘起。像是一粒掷入外表平静水面的石子,会议在社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振荡”:它引得海内外媒体的纷纷报道,和网上网下民众的高度关注以致激烈争论。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揭示给我们的,不仅关乎历史,更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许可以说,在今天,“八五事件” 已经成为一起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历史事件。

下面所写的,是我对与“八五事件”有关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想法,全文共分五部分,加上注释,篇幅有些长,希望读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

 一.我写“卞仲耘之死”

2006年秋,我的文章“卞仲耘之死”发表在美国学术刊物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上,次年九月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该文中译文登在“二闲堂”网站上。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表达在校庆之日不忘校耻的态度。

2012年,经我本人重新修正润色过的中译文(包括全部注释)收集在启之编辑的《故事不是历史》一书中,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这篇文章代表了我对“八五事件”的基本认知,我也想以此为引子来开篇。

我做“卞仲耘之死”的调查,是带着历史学者和原女附中学生的双重身份的。历史学者的身份要求我恪守对史实的尊重,并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及现实关怀;原女附中学生的身份让我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同时,作为历史过来人也让我对文革年代的时代氛围、世态人心有比较贴切的了解。事隔已近半个世纪,我们处在今日的语境,站在“道德高地”上臧否当年事件容易,尽可能不超越历史条件地去评说那个如今已难以理喻的时代,难。再难,也要努力去做,这是对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对待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基于不同的态度/立场的多种解读,但历史事实本身不是可以任人揉捏的面团。“八五事件”的基本史实并不复杂。我认为,需要搞清楚的包括:

1) 谁是策划/发起人

2) 事件过程

3) 参与人(斗人/动手打人者及围观者)情况

4) 前学生代表会/前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和当时的表现

5) 卞校长倒下的大致时间

6) 是否抢救了/抢救情况

7) 第二天前学生代表会主席/前革委会副主任刘进的广播讲话及其背景

“八五”下午事发时我不在学校。从2002年到2006年前后四年时间里,我利用假期在京机会做调查,拜访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并看到他收集保留的珍贵资料,采访了五位老师(梅树民、李松文、赵桂英、艾立川、张贵斋)和二十余位目击了“八五事件”的原女附中学生。在此基础上,我写出“卞仲耘之死”的历史论文,对上述七个问题作出我的回答。

有一点须说明,即历史是无法“还原”的。2006年我写作之时,己距“八五事件”四十年,我所依据的材料,除了王先生提供的事发数月后他对若干人的访谈,大量的是多年后人们的记忆碎片。我们都知道,记忆不是那么可靠的。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事件过程的“最后步骤”是将五位校领导带到不同地点去“劳改”,因此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始终“在场”。我所做的,是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八五事件”的片断记忆(几个月后的和多年后的回忆)拼凑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反复比较核查基本事实,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上述的七个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答案相对清楚,有的则不那么清楚。例如,批斗开始的时间和送卞校长去医院的时间基本清楚(分别为午后2点左右和傍晚七点左右),但卞校长不堪折磨倒下的时间则不那么清楚(我个人估计大约在下午4点多到5点之间)。从最近的一些文章看,关于卞校长倒下的时间仍然众说纷纭。看来,有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估摸,无法做到十分准确。很遗憾,历史学不是数学,历史是个有诸多局限的学科。

我的文章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的,这位“前人”,就是王友琴女士。

关于批斗校领导的基本过程(高台批斗、游街、担土、分头劳改等),我采用了王友琴的说法,因为她的叙述与我的调查基本吻合。同时,我也对她的某些关键结论提出质疑,如“八五事件”应由以宋彬彬为首的“红卫兵”负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调查,并据此提出有所不同的看法,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此番“八五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谁是策划人/发起人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与“八五”责任人密切相关。当年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今天变得扑朔迷离,而这与王友琴不断变换说法有关。最近,她从早先说“高一红卫兵”为批斗活动发起人,转而指向“该校革委会”,说“斗争会”是“革委会”“预先组织的”,“由她们决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象”。

看来,王友琴现在默认了八月五号时女附中“红卫兵”尚属子虚乌有(已有确凿证据证明“红卫兵”当时并不存在, 不再提“红卫兵”了,而是将矛头指向成立于7月中旬的“革委会”,并最终指向“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宋彬彬。在抓住宋彬彬不放这点上,她是前后一致的。在最近金钟对王友琴的访问中,王是这样讲的:“十年来,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那么,宋彬彬在女附中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就很明显了。”

关于这个“革委会”,关于它是如何运筹帷幄、“预先组织”批斗校领导的,是怎样通知五位被斗人的,在批斗过程中又是如何指挥联络的,以及“宋彬彬的责任”等问题,如果能用事实做实,是对“八五事件”史料的重大发掘,我等待王友琴披露证据,并随时准备更正我的看法。这些问题非系我对“八五事件”认知的关键,不影响我对该事件的基本观点。但若仅仅是王女士一句话,则成不了定论。历史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作为“八五事件”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已知的批斗校领导的策划人/发起人:“高一某班”部分干部子弟。高一某班即高一三班,王友琴为该班学生。其实,在她最早一篇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女性的野蛮》中,对同班部分同学如何策划和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翔实生动记述的。文中不但真实地再现了文革初期的语境以及符合该语境的王本人的思想活动,也写下了本班同学发起斗“黑帮”的详细情节:“……一天下午,这一派(指高一三班一部分干部子弟---叶注)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关于她本人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写的:“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上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章中,王友琴不再提及本班同学,仅以“高一年级红卫兵”代之,变得语焉不详了。

我最近得知的新材料,如梅树民老师(当天被批斗五位校领导之一)的回忆,及高一三班顾湲同学的证词,都进一步证实高一三班部分学生在“八五事件”中从始至终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做历史的,不仅要力求所掌握的材料接近历史事实(“力求”、“接近”而已),且须将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处的历史场景与语境中去加以审视。我认为,把握“八五事件”的关键,是把它放到当时文革风云突变的大局中去,尤其须注意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上中下”(“中央”“市区”“基层”三级)这一维度。我对“八五事件”的解释框架,是将它放在前辈学者王年一先生所说的“文革再次发动”。 王年一先生认为1966年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革的“再次发动”,此次发动有别于该年6月初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为标志的文革初次发动。我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认为,“再次发动”的时间应自毛泽东7月中下旬返回北京始,并可以伸延到同年秋天,包括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宏观背景中去(于光远先生认为它像一场最高领袖引发的“十级政治大地震”),来审视上层的政治剧变对一个基层单位(女附中)的冲击和影响。在如何评估来自上层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关键问题上,我和王友琴也有很大区别。我是通过审视“文革再次发动”来理解“八五事件”的。我认为,暴力在“再次发动”中有重要功能,“八五事件”是暴力在一所校园的具体体现。

卞仲耘校长的死亡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的关键节点上:此前的7月底,返回北京的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八月四号,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八月五号当天,毛泽东撤销刘少奇此前反对“乱斗”的指示,并以“超级造反派”的姿态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

撤销工作组颠覆了中共历次进行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里不去议该“规则”本身的问题),一时间从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到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到市区两级具体主管文革的普通干部,全都懵了。用刘少奇的话讲,是“文革怎么搞,我们也不晓得”;用吴德的话讲,是不知道该怎么领导(北京市)文革了。这是北京高层政治在在七月底8月初的状况。

此时的青年学生被告知,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里的关键词,是“自己”,青年学生们(其中有革命资格的)一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信条。八月四号,北京四中一些学生自发游斗校领导,所幸没出人命。同天下午,七八个女附中学生冲进校领导所在房间,对她们一顿暴打,至今不知打人者是谁。当晚和五号上午,副校长胡志涛以“生命没有保障”为诉求上访市区两级有关单位,无人理睬。她的经历反映了此时市区两级(“中层”)“不作为”的状况。胡校长哀叹,“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八月五号,卞胡两位校长回到已经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女附中校园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的。(胡校长的一位孩子亲口对我讲,母亲和“卞阿姨”8月5号都穿上接待外宾时才穿的服装,是准备赴死的。)

是高一三班,而不是其它班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偶然性的。她们班不发起,别的班也会发起,不是在八月五号,也会在六号、七号……,因为学生自主发起批斗活动是“文革再次发动”中正合其时的“革命行为”。而批斗活动伴以暴力,则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来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位“八五事件”目击者在看到校领导被殴打体罚时,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那一代的青年学生,哪个对这段语录不是耳熟能详?

文革“再次发动”是以“天下大乱”作为指导理念的,暴力与“乱”如影随形,成为“再次发动”中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发挥着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的功能,因此被文革最高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也因此,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女附中校领导在劫难逃,就像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坪(北京女三中校长)和其他许许多多学校领导一样,成为文革“初次发动”(以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标志)及此后暴力急剧升级的“再次发动”中首先被冲击的对象(而非毛最终要打击的目标)。今天回过头去看,可以说“八五事件”开了对全国文革有示范效应的北京恐怖“红八月”的头儿。一开头,就做绝了。

以上是我对“八五事件”/卞仲耘之死的基本认知。

二.“核心群体”和我们大家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工作组进校后,女附中出现了一个“核心学生群体”(以下简称“核心群体”),它以工作组主持下成立的学生代表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在写《卞仲耘之死》时,我对这一群体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状况及其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做了考察。工作组因为当了文革运动的“灭火队”(毛泽东语)而突遭撤离后,“学生代表会”/“革委会”(以下简称“代表会”)的合法性在事实上成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作组不可能在撤离之际做任何转移“权力”的交待,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原代表会主要成员一方面由于“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而困惑迷茫,并感受到此前反工作组的学生,给她们以很大压力。 工作组的后面,是团中央和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工作组的撤销,证明了这些学生是“正确”的,而“核心群体”则“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反工作组”学生中“革干、革军子弟”比例很高。在工作组撤销后“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形势下,这些人更显强势。在北京城区中学里,像女附中这样在学生中有一股“反工作组”力量的现象比较少见。

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对工作组期间女附中文革的走向(包括6月21号、22号两天“揭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大会),工作组撤销后高一三班发起批斗校领导,以及某些反工作组学生给刘进宋彬彬等人带来的思想压力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从王友琴《女性的野蛮》一文看,撤销工作组后高一三班一些“革干革军子弟”的失落,与她们发起斗争校领导有某种直接的联系。王友琴是这么写的:“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同时,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有些人是刘进、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则使刘宋等人“犯错误”的感觉更加直接和强烈。8月19号刘进宋彬彬宣布退出女附中文革领导岗位,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这些政治正确者给她们以压力;另一方面,“对联”在此刻的横空出世,又在无形中赋予出身红色血统的她们以“天然革命者”的资格。 换句话说,工作组撤离后,“核心群体”一方面“泄了气”,一方面被“加了码”。这一“泄”一“加”中,“泄”的作用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来自最高层;同时,被“血统论”加码的,是全体“红五类”,这些人的革命资格一点儿不比“核心群体”差,这其中就包括发起批斗校领导的高一三班那些革干革军子弟。

此时,原代表会的个别主要成员自作主张不再任事。这不但反映出当时“自己解放自己”的空间,也说明工作组时期作为整体的代表会已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核心群体”这一概念。原代表会主席刘进为首的大部分成员仍然怀有“继续参与运动的愿望”。此时如果她们也像别人那样急流勇退,也不会有人拿她们问责。刘进等人没有退出运动,是要在运动中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此时她们的身份已经有些尴尬;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她们感到“失去领导失去方向”,用刘进的话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的同学感到十分茫然”。这种迷惘的心情反映出骤然间剧烈动荡的政治大局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冲击。对一个群体的深入考察,不能不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也不能不触及其心理状态。

我将七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女附中的形势描述为“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这里说的“混乱”,也包括思想层面上的;在“无政府状态”前面,我加了“相当程度”的界定词,是因为“核心群体”并没散摊儿,其主要成员还有意愿“继续参与运动”,在大多数学生中也仍然享有相当的威望,但要说她们是“货真价实”的女附中“权力机构”(“权力机构”是王友琴的说法),则是无视来自最高层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对一个基层单位造成的强烈震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五”之后的第三天,刘进等人重整旗鼓,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来主持女附中文革,实质上是欲摆脱工作组阴影、重建合法性。换句话说,“八五事件”恰恰发生在女附中权力不甚确定的短暂的灰色过渡期。

在今年一月十二号召开的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针对刘进、宋彬彬道歉“没有保护好老师们”,不止一位老师说“八五事件”不是刘进等人能够控制的,也不是她们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正确处理的。有的还说,她们“承担了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这不仅是老师们的宽容大度,也因为他们充分了解骤变的上层政局对小小女附中的冲击,说的是历史亲历者的实在话。

如何看待以刘进为首的“核心群体”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我的看法是:她们“劝阻无力,抢救迟缓”。最近有人指责她们仅仅是对暴力行为有所劝阻,而并没有断然制止批斗活动的进行。这么说是太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在领袖高调号召青年学生“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情况下,刘进等人不可能制止同学自发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不具备对批斗活动的否决权也说明了她们的地位和当时的形势。她们能做的,就是说些“斗黑帮可以,不许打人”之类的话。前一天的八月四号,当北京四中出现学生自发批斗校领导时,该校的“学生领袖们”也是用类似的语言劝阻打人的---这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前提下讲政策的说法(当年又有几个人敢质疑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在最高领袖已经明令抛开政策时还讲政策,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高潮中,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从卞仲耘不堪折磨倒下,到她最终被送进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中间大约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对卞仲耘“抢救迟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核心群体”无法反对批斗活动的进行,在暴力出现时也只能做些无力无效的劝阻,那么当人倒下了,当批斗活动组织者不见了踪影、一般学生纷纷散去之后,也只有她们和少数政治上“过硬的”(政治上没“问题”的)教员能够出面“收拾残局”了。这两部分人确实几乎同时出现在已经气若游丝的卞仲耘身边,共同将她送往医院。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

在调查中,我曾多次询问刘进,你们在卞校长倒下后,到最终送她去医院,这中间大约二个小时里在做什么?为什么耽搁了如此之久?

刘进的回忆是,一旦听说卞校长躺在后院小车上,她即刻赶过去张罗送医。此前她人在东楼原工作组办公室里,但做些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证据表明,刘进在一旦知情后延误了送卞仲耘去医院的时间。

其他“核心群体”成员是否更早就知道卞校长倒下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取存疑态度。最近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在此我特作说明。在发表于2006年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谈到王晶垚先生2002年给我看的他与宋彬彬的谈话记录,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在1967年某日与王晶垚先生的谈话中,宋说,她在卞倒下时看到了,但是在距离现场较远的地方。看来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卞情况的严重性。宋显然不是核心群体学生中唯一知道情况的人。”

在这段话下面,我有一个注释(第29页注3):“在此我愿感谢王先生让我看他对宋彬彬的采访。王先生不记得采访的具体时间,大约应在1967年的某天。从采访的内容和语气看,该访谈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事发后,王晶垚先生就卞死事件采访了若干人,包括原女附中工作组负责人。”

2012年这篇文章收进《故事不是历史》一书时,我在原注释之后加了一个新注:“就王先生当年对她的采访,我曾在本篇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多次询问宋彬彬。她说她反复搜索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她在卞死后见过王晶垚先生并同他谈过话。宋说由于王先生的身份,如果有过这次见面谈话,她应当记得,但她确实毫无印象了。在我听来,宋彬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这里,我将这次王先生对宋彬彬的访谈做为一件“疑案”留存。——作者新注。”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在王先生的记录里,宋彬彬提到她从远处看到卞倒下时,卞身边有其他核心群体成员(不是刘进)。

反省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我深感对生命的冷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女附中为例,“八五”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在暴力批斗校领导和卞校长倒下之后采取观望态度的,却不是少数,在“八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淡忘了卞校长之死的,也不是少数。我的同学冯敬兰说,她一个当年被剥夺了“革命”权利的“犹太人”,为什么也要向卞校长的塑像鞠躬道歉,就是因为卞校长倒下后,她什么事都没做,如今感到自责。2001年我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写下了“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一行字,就是因为如果当时在现场,我决不敢上前阻止暴力,也不会在卞校长倒下后,有勇气出面将她及时送往医院。近年来校友罗治等人集资为卞校长塑像,最终有将近五百名老三届学生捐款,其中应不乏在多年后想起“八五”而心怀愧疚的,虽然当年大家各有没去阻止暴力没去抢救校长的理由。我们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在一定意义上,为卞校长立像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承担历史责任的意愿。

一月十二号的会议上,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副主席宋彬彬含泪向卞校长和其他四位“八五”挨斗被打的校领导及她/他们的家人道歉,她们代表的,应该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所有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女附中老三届人。这样来理解,才更加有分量,也更加有意义。

三.故事的魅力

我始终认为,就“八五事件”本身而言,宋彬彬是个“伪命题”。宋是“核心群体”的重要成员,刘进的主要助手,在“八五”之前和“八五”当天,她没有突出或有别于该群体其他人的言行举止,无须对她个人加以特别关注。

应该说,我与王友琴在对“八五事件”解释上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在对宋彬彬作用的评估上。在王关于“八五”的叙述版本中,宋是中心人物。她的说法是这样的:“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读者会很自然地沿着该文逻辑得出结论:作为负责人,宋应负主要责任,甚至会进一步联想到,主要负责人理所当然是带头打人的人。在王文里,没有提及任何一个批斗发起班高一三班学生的名字,而宋彬彬的名字则出现了十次。最近发表在“共识网”上美国加州大学历史教授Emily Honig给王友琴的电邮中,就认为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作用的写法,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读”。Hogic教授写过分析文革中女性暴力的文章,其中涉及女附中“八五事件”。因为事实不准确,她曾在一家美国学术刊物上给宋彬彬公开道歉。

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宋彬彬始终是公众注意的焦点。这一番“八五事件”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后,网上网下争执不休的,是宋当年的责任和今天的态度;媒体报道的切入点也是“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而近年来由于关心“八五”陆续走到一起的若干名女附中校友,则被冠以“宋彬彬团队”之名。宋彬彬成为人们认识“八五事件”的基本视角。显而易见,王友琴以宋彬彬为人物主角的“八五事件”版本得到了大批国人的认同,连一般公认的严肃学者谈论起女附中事件,也是张口“宋彬彬”,闭口“宋彬彬”,看来宋已牢牢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甚至潜意识)中,且有代代相传的之势(“70后”袁腾飞就拿宋彬彬说事儿),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打人凶手”宋彬彬/“宋要武”的传言更是不胫而走,看来要去除几乎是不可能了。

宋彬彬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和持久的“魔力”?

一个重要原因,是莫须有的“宋要武”害了大活人宋彬彬。1966年8月18号,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臂上,一举成为风头强劲的红卫兵之“脸”;伟大领袖的一句“要武嘛”,被世人理解为对宋的钦赐更名,不满十九岁的宋彬彬给毛带袖章的照片也成为“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懂得市场营销的人知道,一个能抓住“眼球”的logo价值无穷。

“八一八”之后紧接着的是令很多人想起依然心悸的北京“红八月”暴力高峰,“要武”霎时间成为成千上万臂戴“红卫兵”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要武”传递的是鼓励暴力的信号。随后,更出现了很可能是源自湖北武汉的“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传言。

我们已经知道,宋给毛戴袖章带有相当多的偶然性。 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将“宋要武传说”看作文革中最著名的“迷思”(myth,也是我们通常说的“神话”),在文章的结尾处作了一些讨论。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彬彬在“八五”参与打骂侮辱校领导,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当天批斗活动中“负责”作用的指控,在我对“八五事件”的讨论中,没有对宋彬彬个人给予特别关注。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那时对“神话”/“故事”的兴趣不大。

有些没想到的是,我的《卞仲耘之死》中译文2007年秋在网上发表后,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对我的围攻谩骂。挨骂不是因为我“文革再次发动”的解释框架(似乎无人注意),而是因为我“替宋彬彬说话”。于是有人说,叶维丽是“红卫兵”,是宋彬彬的“朋友”,是在为红卫兵洗刷罪恶。直到今日,这种指责仍然延续不断。

我由此领教了“神话”/“故事”的巨大威力,开始琢磨为何如此,并在两篇文章中加以探讨。此番“八五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后,我更加认真地思考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故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指导老师”是美国史学家Paul A. Cohen(中文名字“柯文”)。他的著作《历史三调》给我以很大启发。 所谓“三调”或“三个钥匙”(3 keys),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认识”已逝的“过去”:亲历者的经历,神话/故事,历史学者的著述。对我们理解“宋要武传说”有参照意义的,是后两种方式。

在柯文看来,神话/故事并非是无中生有,完全虚构的,但它从根本上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呈简单化、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黑白分明的特点;它不是在严格求证的基础上做出言之有据的解释,而是拿历史“说事儿”,“借史喻今”,为达目的往往不惜扭曲或无视基本史实。神话/故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最近,柯文又探讨了“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与“故事”的关系:大众记忆是人们愿意相信的“历史”,或曰故事,它与史家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偏差极大,却具有十足的魅力。史家道出的事实并非总是遂人心愿,得出的结论也并非总能给人以力量;神话/故事则对一般公众更有吸引力,也更加“给力”。

柯文特别说明,上述三种与“历史”联系的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都不容忽视。

我注意到,自从柯文出版《历史三调》后,他已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考察民间传说/故事的流传衍变,并从一国(中国)扩展到多国。他越来越重视“故事”与“历史”的关系(story-history relationship),也越来越意识到,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无法与“故事”的魅力相匹敌。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故事”可以不受史实约束,“与时俱进”,在历史重要关头发挥作用(或予人警戒,或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一个“好故事”在中国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它在20世纪不同的危机时刻给国人以激励。如果说史家笔下的“历史”是“灰色”的,“故事”则“生命之树常青”。今天,我们对“故事”为何有超越时空的持久魅力还缺乏足够认识,也许它反映了人类深层意识里的需求,并非那么“理性”,但历史工作者一定要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在这里引述柯文,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公众对宋彬彬经久不衰的兴趣可以与勾践“卧薪尝胆”在中国“大众记忆”中的分量相提并论,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宋彬彬/宋要武”及相关的种种说法已经具备“故事”的要素和特点,具有柯文所说的“主观的真实性”(subjective truth),挑战它们会引起一些人强烈的情绪反应。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不会有这种效果,也往往和公众没有这种关系。

我曾经说过,在王友琴的版本中,“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改写了女附中的“八五事件”。一年多前,刘进曾当面问王友琴,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宋彬彬,而作为当年女附中学生“带头人”的她自己则变成了“宋彬彬”后面的“等人”(“宋彬彬等人”)。王友琴的回答是,宋是“公众人物”。 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的逻辑。宋彬彬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是“八一八”之后的事,八月五号时她只是“核心群体”的一名成员而非主要负责人。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可以给前面发生的事情(“八五”)赋予新的意义(“八五”可以被视为“红八月”的开端),却不能改写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但是,突出“八一八”给毛戴袖章的宋彬彬,可以将女附中校园与天安门城楼和中国政治大舞台连在一起,极大地提高“八五事件”的“故事性”。特别是“宋要武”之名,容易让许多人认为宋是因为打死校长而被特别邀请上天安门的。在她的文章中,王友琴未经调查即认定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而且说她“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学校,从上下行文中给读者以宋彬彬上天安门与此有关的印象。这样来写,加强了“故事性”,但缺少一个研究者的严谨和严肃态度。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最成问题还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写了前面的史实。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这种的情况太常见了,王友琴犯的是个极为普遍的错误。

这个普遍错误背后有深厚的“群众心理基础”。就说1966年秋“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谣言吧,它所以能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反映了文革“再次发动期”国人生命安全感的缺失和对暴力的恐惧,背后是集体性焦虑。很可能就在那时,宋彬彬/宋要武就根植在国人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红卫兵”暴力的符号(宋彬彬1968年去内蒙插队时,她“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恶名也跟着到了内蒙)。但凡“故事”中人,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符号和类型(stereotype)。宋被“符号化”自1966年始,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是在继续强化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宋彬彬。

要挑战一个“好故事”和作为故事中心的符号人物,何其难也。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有其背后广大的“听众”。

我对给宋彬彬彻底“去符号化”不乐观,我甚至认为荒唐离谱的“宋要武传说”还会继续流传下去,成为关于文革的“经典”故事。柯文教授一系列的著作让我明白,“故事”不仅是人类与“过去”、更是与“当下”发生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承认它的位置和功能。同时,我也要接受,与一个“好故事”的影响力相比,严肃的学术著述往往处于劣势。但即便如此,我只会做历史,不会讲故事,坐“冷板凳”也好,受误解攻讦也罢,我不改初衷。

一个故事能够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符号化的宋彬彬如此有生命力,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想捡出两条来说:一是文革后国家不成文的“历史政策”,二是宋本人的高干子弟身份。如果用几句简单的流行语来概括文革后的“历史政策”,那就是:“林彪四人帮”,“宜粗不宜细”,“向前看”。文革后给卞仲耘昭雪,说她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王晶垚先生不服,十数年坚持状告对抹黑迫害卞校长“功劳莫大”的外校成年人袁淑娥,但一次次地被检察院驳回。1980年代,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原女附中副教导主任)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没有司法正义,没有来自各级政府的关怀抚恤,没有国家最高当局的诚恳道歉,只有一纸纸语焉不详的“平反”通知,一笔笔的糊涂账,然后要大家一起“向前看”---这就是我们对待文革中数百万冤魂的态度。

我有一位“发小”,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死在我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多年后,有人给我看了他父亲去世时的照片。回到熟悉的院里,我突然感觉异样:这个院子有血腥气。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那位朋友打来电话要看照片。我劝他别看了,用的是“向前看”的逻辑。他坚持要看,我无语。如果是他,我也会坚持。放下电话后我想,我们是个受过伤的民族,伤口并未愈合。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对与文革有关的“历史政策”的负面效应看得越来越清楚。王晶垚先生高声表达出来的激愤,反映出无数文革受难者家人心中从未真正化解的心结。

因此,不管王先生对我本人有什么误解和指摘,我过去、今天、和将来都对他和他的家人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理解。这里,我的身份是我们这个遭受过巨大苦难民族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宜粗不宜细”,女附中“八五事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事件没有得到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导致各种谣传和“故事”流传至今。半个世纪后,宋彬彬仍在为国家未偿清之债付出代价。最近一篇报纸文章认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作为“符号”的宋彬彬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众人的“出气筒”,为数众多的人乐于看到她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国家关于文革的“历史政策”,宋彬彬被符号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高干子弟身份。王友琴就对此刻意突出、反复强调,连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似乎与女儿上天安门有某种联系。我和朋友曾经议论,如果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这个可能性在当年是存在的---而不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国人还会对一个当初的青年、今日的老妪保持近半个世纪不衰的兴趣吗?答案是否定的。宋的高干家庭背景是“好故事”的一个要素。“红八月”时在京城抡皮带打人最凶的往往是干部子弟,因为当年“革命”是要有资格的,而今日的红二代/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怕今日的反感情绪比起当年又不知要强烈了多少倍。本人并无劣迹的宋彬彬承受的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里均不幸成为公众眼中“红色衙内”的代表和符号。

此番舆论对宋彬彬的态度,反映出今日中国社会尖锐的矛盾与对立。

同时,从网上某些人对我和几位朋友的评论中,我也嗅出“血统论”的味道:对我的批评不是看我的论据是否充足、论证是否合理,而是企图从我的家庭背景中找出我“为红卫兵辩护”的动机;曾经辛辛苦苦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材料的于羚成了“红外围”(典型的“文革语言”);当年身为“犹太人”的冯敬兰,则受到一些人对她人格尊严的侮辱和践踏。“身份”在今天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亚于动辄问人“什么出身?”的1966。我们这个社会进步了吗?

(未完待续)

(1)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2)金钟:《访问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开放》杂志,2014年2月份号。

(3)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号。

(4)见《开放》杂志,2014年2月号。

(5)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第9 页。

(6)2002年春在杭州的一次与于光远先生的接触中,我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说法,给我以深刻印象。

(7) 胡志涛:《“八五”祭》。见胡志涛、丁丁:《生活教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8)李红云认为,成立于1966年7月12号的“革委会”此后取代了师生代表会。代表会主席刘进本人则多年来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只记得“师生代表会”,特别是其中的“学生代表会”。(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也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只记得有“师生代表会”。 ) 刘进的解释是,之所以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可能与“革委会”成立后没有组织过重大的全校性活动,特别是7月20号之后,学生被分散到各处(包括去外地军训),不再有举行全校性活动的机会有关。我对是否由革委会取代了师生代表会,还是两个机构同时并存,在这里存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作组撤离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机构都存在合法性问题。

(9)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17号,女附中出现第一张由高三某班十几个学生写的“反对工作组 ”大字报。此后高中其它若干班级陆续有学生反对工作组,使“反工作组”在女附中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潮流”。工作组对这些学生采取了“批判教育”的态度(以全校“辩论”或与家长联系等形式进行。

(10)该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首先出现于1966年7月底北京海淀区某些中学,与撤销工作组的时间几乎同时。对联对这一时期北京市中学生心理的冲击和影响巨大,对北京市文革的走向也有巨大影响,并由北京波及全国。

(11)启之编:《故事不是历史》,台湾,秀威出版,2013年,第29页。

(12)见冯翔:《我们是那个时代污点证人》,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并参见我的文章,《由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记忆》第80期,2012年1月31日。

(13)这两篇文章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记忆》47期,《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载《记忆》80期。

(14)柯文的著作已经译成中文的有《在中国发现历史》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和《历史三调 》(History in Three Keys)。最近柯文教授给我看了他为《历史三调》在国内再版所写的前言(未定稿)(“Preface to Reissue of History in Three Keys”)。我这里引用的一些柯文的观点来自该前言。他最新的一本书为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他关于“卧薪尝胆”的书名为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20th 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5)见冯翔:《我们是那个时代污点证人》,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专稿】

宋彬彬道歉之后

——五种声音,一个背景

启  之

宋彬彬的道歉及女附中团队的集体发声,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群情汹汹,议论蜂起,唇枪舌剑,派别林立。发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演变成了今天的公共话题。南方周末评论员把不同的派别,分成击节者、嫌弃者、嘲讽者三种,这个分法概括不全面,表述不明确。在我看来,不同的观点至少包括五种:1、赞成,2、反对,3、谴责,4、还不够,5、借题发挥。下面详析之。

1、赞成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女附中的老师和宋的校友。他们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认为,宋劝阻了打人者,抢救了卞校长。不应该追究她。四十多年来,她替别人背黑锅,生活在阴影之中是不公正的。 但是,这种声音很小,外界鲜有所闻。

第二种人是社会人士。他们或着眼于道德意义——宋的道歉有益于国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或着眼于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锁,将文革放在聚光灯下,使罪魁祸首无处遁形。或着眼于转型正义——文革中的作恶者无计其数,而道歉者凤毛麟角。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于法理——指责宋假道歉真辩解没有道理。道歉者有权自辩。

第三种人是文革研究者。他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历史的复杂性。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红卫兵乘机翻案”“红二代占领道德高地”的说法,他们指出,这次“道歉-反思”活动的参加者,并非都是老红卫兵和红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 针对实验中学把宋被选为“知名校友”,并以宋给毛戴袖章为荣的指责。他们指出,宋在校庆活动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以宋给毛戴袖章一事为荣的是校方。此事正说明学校负责人对文革的无知。

针对舆论指责刘、宋隐瞒真相的说法,他们指出,刘进、宋彬彬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只有澄清相关事实的责任,没有调查并公布全部真相的资格和能力。

针对有人怀疑宋的动机,指责她辩解的说法,他们指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2、反对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几个月前,他们化名出现在北京八中校友网,大骂陈小鲁。现在,他们又骂宋彬彬,并以各种方式向她施压。

第二种人是“毛左”。在他们看来,文革是好的,毛泽东是对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成风,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道歉会误导年轻人,把刘邓和红卫兵的错,栽到毛的头上。

第三种人来自社会人士。他们认为,现在的大方向是肃贪反腐,宋的道歉转移了大方向,干扰了中央部署。

3、谴责派。这一派包括各种人:激进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义者,等等。谴责派的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六:

(1)阴谋说:说法之一: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都是国家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旨在舍卒保帅——把文革首恶的罪行转嫁到革命小将身上去。说法之二:宋彬彬为了掩盖罪行,由与王家相熟的叶维丽出面,骗取王晶老的信任,以帮助他整理材料为名,派遣于羚潜伏王家,长期卧底,“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2)作秀说:宋的道歉是一场道德秀。

(3)辩解说:宋是假道歉,真辩解。

(4)掩盖说:宋的道歉掩盖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5)包庇说: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凶手。

(6)否认说: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杀否认派”的大暴露。他们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

在这六种说法中,“阴谋说”最搞笑。与其说它是在谈文革历史,不如说它在搞文学创作。“作秀说”最经不住推敲。宋之道歉引来了“老兵”的反对,“毛左”的咒骂,上下左右的谴责。与其说她作秀,不如说她自找苦吃。“辩解说”不无道理。宋的道歉确实有辩解的成分。问题是,她有没有辩解的权利?她的辩解对揭示真相有没有好处?“否认说”最不讲理。它罔顾事实,横扫一切。在它的笔下,不但叶维丽、印红标、卜伟华、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成了“否认派”,而且把卡玛(Carma Hinton)和冯翔(南方周末的记者)也归入其中。甚至卡玛的父亲韩丁、母亲史克也受到了株连。“否认说”对文革大批判的复归,引起了众多的反感,以致连一直为王友琴说话的胡平,都认为“用‘否认派’这种称呼未免简单化”,并且批评力主此说的亦虹“信口开河”。

在这六种说法中,“掩盖说”最复杂最细微,也最让局外人难以判断。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殴打卞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宋是否参加了红卫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领导的组织者?是否劝阻过打人的学生?是否将卞校长送到医进行枪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体史实?

比如,张敏对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还对打人者作了劝阻的说法,“部分存疑”。陶洛诵则认为宋彬彬当时说了“杀杀她们的威风也好”一类的话。而更多的女附中师生则证明宋彬彬确实进行了劝阻,并没有听到过她说这句话。

再如,王友琴认为,毛接见宋彬彬之后,宋改名为“宋要武”。而宋彬彬和她的同学则证明,她从来没有改过这样的名字。王友琴又以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为证,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事实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女附中的老师李松文,宋的名字写在最后。更重要的是,她不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在这一公共事件发生之前,在不断披露的史料和考证详实的论著中,就已经得到了有力而明确的回答。但是,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们来说,“掩盖说”仍然很有迷惑力。

在这六种说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说”。其代表性言论如:“你们称两次劝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们却说不出一个打人者的姓名?你们是真的劝阻了吗?如果是真,你们就应该知道打人者,而你们不说,就是包庇。” 还有一种质问,似乎更命中要害:“如果说,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认识打卞的高一和初中的学生,那刘进调查了一百多人,难道还不知道打卞的凶手吗?”

刘、宋和女附中团队,在这些质问面前选择了集体沉默。

在谴责派中,激进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锋。激进者将宋彬彬视为“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 “公知”把宋彬彬归为替“老兵”翻案,为“红二代”张目。激进者多在海外,占据自由言说之利,其言论对国内影响甚巨。“公知”多在国内,其标榜自由主义,怀抱宪政理念,追随者众。这内外两种力量相加,使谴责派在诸派之中,处于压倒之势。

4.“还不够派”。在赞成与谴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间地带。很多人在这个地带留连。留连的原因有多种,有人是出于“政治正确”,有人是出于中庸之道,有人是出于有保留的同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团队的调查,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做得还不够。不够的理由很多:因为她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  因为她给毛戴了红卫兵的袖章,把毛尊为红司令,红卫兵的暴力从此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她的名字引来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对武斗和暴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并没有承认这一责任。” 因为“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 余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

5.“借题发挥派”大体上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朝人去,另一种人朝体制去。其共同点是对“八五事件”没多大兴趣,而是以此为引子,或指桑骂槐,或由此及彼。有人奉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以及“文革中的干将们、打手们、屠夫们,刀笔手们及早道歉是出路。”有人借王晶老之口散布这样的信息: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榕在“八五”那天晚上曾找到王晶老,警告他不能说出卞的真正死因,只能说卞死于高血压。 有人称邓榕涉嫌打死了卞仲耘。 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 还有人干脆把一锅烩,把宋彬彬、邓榕、刘亭亭三人说成“八五事件”的元凶和组织者。另外一些人则以绍介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为职志,向体制、向首恶、向十七年教育开火。 他们谈论“国家道歉”、“平庸之恶”、“转型正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借“他山之玉”——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南非等国家在社会转型经验,来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以上五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观点的传播,诸派会分化。有的赞成派,因为王晶老的声明,转向了谴责。有的“还不够派”和谴责派则因为南周系列文章的发表,变成了赞成派。我认识一位历史学者,刚开始,他给我写电子信对宋彬彬等进行指摘:“作为当事人,仅仅以‘没有劝阻’就脱得了干系了吗?你当时压根就没想过劝阻嘛。甚至还跟着起哄了,还动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没直接打卞校长,是不是打过别人、骂过别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长丈夫的原谅为终极目的,本身就说明了她们不想成为那个罪行的当事人,没有勇气把自己划为那个时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求得死者家属的原谅,不如说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三天后,他在电子信中改变了看法:“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忏悔因子,毛左们极力反对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她们可以说是拓荒者。”

与此同时,反对派的阵营也在缩小——随着同情、赞成、正面评价的增多,某些社会人士也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谴责派的中坚人物,也在随机地调整自己的立场:王友琴开始承认宋彬彬的道歉“很好,至少是个进步”,“应该欢迎”。十天后,她又认为,宋是“红卫兵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这样的否认派的道歉是谈不上进步的。

文革纠缠改革,现实绑架历史。以上五派都来自如下背景——

一、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遗留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一方面,清理“三种人”对造反派进行了彻底且严厉的整肃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在“红八月”中负有重大责任者,非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当官发财,占据要津。因为文革成了禁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有司以防民口为职志,执政以护圈腾来延年。下有毛左为浩劫评功摆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蛊惑人心。使不少青年人渴望再来一次文革。

二、改革以来,官权独大,吏治败坏,腐败之风蔓延到全社会。学术造假,教授剽窃,“犬儒化”、“两面性”深入学界。孩子上好学校要送礼,动手术要研究怎么送红包。一些“红二代”承父荫,施特权,党政军集体接班,垄断政经资源。“我的爸爸是李刚”“官二代”成了特权阶层。

三、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和谐时时高奏,维稳压倒维权。就业“拼爹”,学历不如权力。贵族、平民,学校等级森严。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经济、文化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中国社会分成了十大阶层,省部级领导排第一,国企老总、经理排第二,工人排第八,农民排第九。排第一第二位的,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其总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7%。工人农民,换句话说,无权无钱的下层人,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4.6%。

这一背景使赞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启蒙意义。他们知道,一味地质疑宋彬彬的动机,一味地抓团队的小辫子,既不利于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于民间反思,更不利于敦促官方改变现行政策。他们指出,“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他们看到,宋的道歉是“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象”“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极权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他们“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老红卫兵反对刘、宋道歉,是因为,一者他们对当年打人抄家心里有愧,二者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扰乱他们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至于“毛左”反对刘、宋发声,则是因为上有“保护首恶”的国策给他们撑腰,下有憎恨贪腐的民众给他们打气。

“事无两样人心别”。赞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节,是还原历史;谴责派看重的是动机,是细节,是群众情绪。赞成派从事实出发,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谴责派从印象、经验或理念出发,以政治诉求为目的。北大孔庆东直言:“那些红二代,飞扬跋扈,搞极左行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被平反,变为西化派,倒卖国家资产。今天又把他们个人的罪行推到文革头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谴责派做出了与赞成派完全不同的选择——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把她们当做“老兵”和“红二代”的代表,把宋的道歉视为“老兵”为“红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团队视为“红二代”占了政经便宜,还要占道德高地,企图改写文革历史的一小撮伪善者、阴谋家和作秀分子。他们想通过对宋、刘,对女附中团体的谴责,控诉文革暴力,揭橥首恶罪责,批判现行政策,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还不够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绑架历史”——在文革之恶未得清算,某些红二代独占资源,某些官二代独享特权,社会心理仇富仇官的语境下,如果完全放开符号人物宋彬彬,他们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担心舆论的指责,害怕偏离“政治正确”。因此,他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团队过关。

“借题发挥派”中的两类人,动机大不同。朝体制去的是基于历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滞,做的是启蒙事业。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伤害者或现实中的失意者,他们有报仇雪恨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只要为了能够泄愤出气,即使胡编乱造也在所不惜。

上述五派,“谴责派”的声音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谴责“达人”多在海外,他们据时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说话著文百无忌惮。而赞成派在国内发声,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师们说话最有分量,但是他们拒见媒体,除了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心有余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数校友则不想趟这个浑水,尤其是看到气势汹汹的谴责之后。时空语境之不同,更使刘、宋和女附中团队特别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严苛的言论空间中生存。

2014-4-15

北京之北

(1)见《记忆》108期,“见面会发言”。如女附中原校长王本中认为,卞校长的死亡跟宋彬彬本人并没有关系,但因为她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而刘进当时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保护到被害的老师们,她并没有什么错。”中五实验班的郭北临在即兴发言中提到,宋彬彬、刘进劝阻了打人者。

(2)见黎阳:《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华岳论坛,2014-01-14。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ping/2014/01/312926.html

(3)萧瀚:《善待文革人道歉》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月20日。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0/cc20xiao/

(4)如当年女附中的“反动学生”罗治、父亲在肃反中自杀的“黑五类”子女冯敬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顾颉刚的女儿顾湲等。

(5)丁东:《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 ——答凤凰历史记者问》,2014-02-03。

(6)印红标电子信,2014-2-17。

(7)徐友渔:《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腾讯文化2014-01-15。

(8)萧瀚:《善待文革人道歉》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月20日。

(9)亦虹:《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共识网,2014-2-11。

(10)这一说法初见于王友琴,成形于亦虹。亦虹认为,这一派包“红卫兵虐杀否认派”和“毛泽东虐杀责任否认派”这两个分支。见《否认红卫兵虐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共识网,2014-04-02。

(11)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0384

(12)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0523

(13)敏一鸿(张敏的笔名):《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2010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6853aa0101mxbn.html

(14)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2007年6月。http://www.douban.com/note/18120155/

(15)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16)王友琴最近又提出:“前年,我還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可見,那時,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开放》2014年2月号。而给她看袖章的李红云则告诉笔者,那个袖章和公章上面没有时间,什么也说明不了。李为此专门写了《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一文,见本期《记忆》。

(17)冯翔:《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宋彬彬的符号人生》,南方周末,2014-3-13。

(18)王友琴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的采访时说:“(宋彬彬)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 ”(开放杂志,2004年1月24日)

(19)刘长:《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共识网,2014-01-14。

(20)徐友渔:《国家更应该为文革道歉》,腾讯文化,2014-01-13。

(21)章立凡:《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4-1-19。

(22)解滨:《陈小鲁、宋彬彬道歉了,下面该谁了?》 2014-01-14。 http://bbs.house365.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650497&forumid=1388

(23)姚监复:《王晶垚、胡杰谈卞仲耘死后的邓楠、邓榕一次谈话》,原载香港《动向》,2014-3-2

(24)邓榕涉嫌打死北京首位文革罹难者? http://www.cbr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005&from=album

(25)刘亭亭是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凶手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787448。刘亭亭亦写作刘婷婷,或刘婷/刘亭。

(26)伦敦客:《声援93岁的王晶垚。--- 兼评宋彬彬的虚伪道歉》http://club.kdnet.net/list.asp?t=0&boardid=1&selTimeLimit=0&action=&topicmode=0&s=

(27)子愚:《宋彬彬道歉启示》,见本期《记忆》。

(28)这类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何清涟: 《赞成与谴责之间》美国之音2014-1-17。

(29)如王友琴在1月15日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提出,说道歉是为了粉饰自己找理由,这个道歉非常勉强。我自己觉得道歉很好,至少是个进步。……这个道歉是个进步是应该欢迎。……我的文章里没有说她(宋彬彬)亲自动手,我只是说她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亲自动手不是我说的。”而在1月24日王友琴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的采访时又说:“(宋彬彬)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 ”(开放杂志,2004年1月24日)

(在打死副校长的事件中,)我目睹最早大概是半小时,后来我就离开了,那时候他还没死,一共打了5个人。

(30)这是2001年的调查结果。

(31)萧瀚:《“善待”文革人道歉》出处同前。

(32)严搏非:《被低估的道歉》2013-12-8,http://2013.zjzq.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50

(33)丁东:《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2014-02-03。

(3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xODQ1NTA0.html

(35)比较一下陈小鲁在海外与国内言论之不同,即可体会其中之难处。

文|李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1967年初中毕业生

《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刊登了笔者的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作为这篇论文的补充,本文谈谈北京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文革期间,红卫兵身份的标志是臂上佩戴的红袖章,上面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三个字。但这三个字并非毛为红卫兵专门题写。

1966年8月18日之前红卫兵是否佩戴袖章,如果佩戴袖章是什么样的,笔者没有做过考证。但自从那天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之后,这一款红袖章就成了全国红卫兵袖章的标准样式。(唯一不同的是,给毛泽东配戴的袖章的字体颜色为黑色,后来袖章上字体的颜色为黄色。)这款红袖章的设计和制作就出自于女附中红卫兵之手。

根据刘进校友2006年的调查(在此谨向刘进校友致谢),其制作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8月18日前两天,女附中筹委会接到上面通知,要组织师生在8月18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接到通知后,学生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当时的袖章样式并不统一,制作的方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同学是直接用毛笔仿照毛泽东的字体写上去,也有绣上去的。8月17日那天,有同学凑到一起制作袖章。她们从毛泽东不同的题词中摘取了“红、卫、兵”三个字,其中“红”字来自“红旗”杂志的刊名,“卫”字为繁体,好像是给卫生部的题词。她们将找来的三个字凑到一起组成了“红卫兵”。然后,一个会木刻的同学将这三个字刻在三合板上,制成了模板。

在买棉布需要布票的那个年代,红布并不容易找到。于是,一些同学把礼堂里的红色横幅、表演服装,甚至红领巾裁剪成了布条,然后在准备好的模板上涂上墨汁印刷。这就是为什么8月18日那天给毛泽东戴的袖章上的字是黑色的——它是墨汁染的。

开始制作时由于掌握不好,出了很多废品。匆匆制作的红卫兵袖章虽然粗糙,但还是在8月18日凌晨出发前发给了各班的红卫兵,还有些来不及印字的红布条也发了下去。

笔者8月18日也随女附中红卫兵的队伍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天笔者佩戴的是红袖章还是红布条已经记不清了,但笔者保存了女附中红卫兵统一发的袖章。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图1:笔者保存的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

这枚袖章长约30厘米,宽不足9厘米,明显窄于后来流行的宽度。这是因为布料不足,剪裁窄一点就可以多做几条。袖章的材质为当时比较多的人造棉,因为当时买人造棉不需要布票。

注意看一下毛泽东佩戴的这个袖章就会发现,袖章的边缘是没有缝边的,即俗称的“毛边”,这是因为制作匆忙的缘故。笔者问过好几位保存袖章的校友,她们的袖章也都是没有缝边的。图2为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袖章(在此向这位校友表示感谢),字体与笔者保存的完全一样,正所谓“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字的颜色也是黑色的。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图2: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袖章)

需要指出的是,宋彬彬给毛戴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黑字的,因为是墨汁染的。但后来公开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多都改成了黄色。笔者当时发现《供销合作通讯》1966年第10期的封面用的是黑色字体的袖章,于是特地保存了下来。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图3:《供销合作通讯》1966年第10期封面照片上,毛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字体为黑色)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与校友的袖章不同的是笔者的袖章上加盖了一个女附中红卫兵的公章。

关于加盖公章的事,笔者还有印象。

因为我是住校生,晚上不用回家,1966年8月的一天晚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从制作袖章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在8月18日以后,我在学校某间教室或办公室里,红卫兵的公章不知怎么就到了我的手里。十四岁的孩子,可能第一次拿到这种东西,出于好奇或者好玩,我就拿着刻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的公章盖起来。究竟盖了多少记不清了,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共有四处,分别是:红卫兵袖章一处;正式学生证一处;空白学生证两处。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图4、图5:盖在空白学生证上的红卫兵公章)

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往袖章上盖章时,为了盖得好一点,我让一个同学帮助抻平,我才往上盖,结果因人造棉的质地太差,她手一松回去,袖章就走了型,公章也不圆了。为此我懊恼了好一阵子。

可以肯定的是,在袖章上盖章纯粹是笔者的个人行为。

至于红卫兵有公章是否就表明当时红卫兵的建制已经完备,笔者认为,建制是否完备不是一枚公章就可以确定的。一个组织的建制是否完备,还要看其他许多方面,如:组织章程、组织结构、管理规则、人员名册、加入和退出手续等等。

试想,笔者既不是红卫兵的负责人,也不是红卫兵的骨干,如果红卫兵的建制完备,有严格的规章和对公章的管理制度,公章怎么会到我的手里,而且任凭我盖着玩呢。如果把红卫兵的公章看作是该组织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笔者的亲历最起码表明女附中的红卫兵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

因此,女附中红卫兵有公章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当时女附中红卫兵的建制已经完备。

另外,图4和图5中红卫兵公章上的字清晰可见,女附中的校名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种官方的正式名称。至于有人认为女附中在“八一八”后将校名改为“红色要武中学”,笔者认为这并非官方行为。在笔者保存的当时的笔记本中还将校名写为“红色要武战校”,这纯粹是个人行为。

【回应】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

——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刘 进

最近,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一文中提到,在2012年曾与我见面,要我指出她在《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受难者》)一书中的错误。她对我说——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实际上,王友琴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一文中的事实错误,多年前我即发现。2010年4月,在网刊《记忆》47期的五人谈《也谈卞仲耘之死》中即已明确指出。我之所以没有撰文指出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实之处,是因为作为女附中的校友,我们在不要遗忘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希望她把我们的调查看做是对她的补充,如果她能够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我们将引以为幸。

2012年7月18日下午,校友罗治、李红云促成了我和王友琴同学的见面。我们四人一起谈了将近5个小时。谈话中,我曾指出《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中的多处失实之处。以下是根据本人和李红云的记录整理的那次谈话的有关内容,(前面的引文均来自此书,后面是我和王友琴的对话):

 A

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钟……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受难者》第3 页

刘进(以下简称“刘”):你的书有个事实不对,卞校长没在学校死去,是大家送到医院后抢救了一段时间才宣布死亡的,送医院时我还推了车,是我和同学一起推到医院的。抢救时排了值班,两人一个班,一个班两小时。头一个班没有值完,大约晚上9点,卞校长去世。(排班的4个校友中1人为高二3班,3人为高二4班)

王友琴(以下简称“王”):那你写呀,你也可以写呀。

B

刘致平和梅树民在一九九〇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太老。——《受难者》第4页

刘:梅树民老师是今年(2012年)才去世的,你书里写他已去世了。梅老师给我说,出书以后你还给他打过电话,但我没有看见你纠正这个错误。

王:说梅老师去世是个误会。因为我打电话没有找到他,后来再打是别人接的。有误会。

C

1、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做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受难者》第6 页

2、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受难者》第6 页

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受难者》第14页

刘: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我提议写的,是我去找马德秀、宋彬彬,请她们参加的,是我第一个署的名。你书里为什么说是宋彬彬领头署名的呢?后来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她是副主席之一,为什么你还是不提我,总是揪住她不放呢?

王:提你干什么?你是公众人物吗?你不是。我当然要写公众人物,宋彬彬是公众人物,当然要提她。媒体都是写公众人物,谁都会拿公众人物说话。十一学校的方影竹、 卡玛电影不都是写宋彬彬吗?我把矛头对宋彬彬,用的是公开发表的历史材料,完全合乎规范。王晶垚也问我,原来是刘进、宋彬彬,为什么变成宋彬彬、刘进?刘进不是公众人物,宋彬彬是,所以要点她的名。从新闻、历史的角度看,就应该这样。

D

1、七月三十一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受难者》第2页

2、八月五日下午二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受难者》第2页

3、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受难者》第4页

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受难者》第14页

5、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受难者》第15页

刘:你的书里有个逻辑链:宋彬彬领导的红卫兵8.5打死了校长,8.18她给毛戴了袖章,毛说“要武嘛”,她的父亲宋任穷被提升。实际上宋任穷是8.18之前的8届11中全会(1966.8.1-8.12)提升的。很多人看了这段,都会感觉宋彬彬和打死校长有直接关系。这样写怎么能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呢?

王:你的问题很无理。知识界的规则都是写文章要有公开可查的文字为依据。我这么写都是有依据的,是以当时的报纸资料为根据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是可查的。宋任穷提升肯定是会后才公布的,是公布的时间。而且我没有说宋彬彬打人。

李红云插话:宋任穷的提升与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E

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受难者》,第15 页

刘:《光明日报》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是记者捉刀,并非宋彬彬本人所写。8.18后有人在校门上贴过“红色要武中学”,很快就被撕掉了。当年在校的同学、老师们有谁证实学校改过这个校名?

王:宋彬彬自己说没改名为宋要武,可《光明日报》文章写的就是宋要武。如果宋彬彬自己站出来说没有改名,那我就可以在文章里加一句“据宋彬彬说,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还有,她写的“告武汉人民书”也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应该说清楚。

刘:你的这些问题,她都说了呀,都写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这篇文章里,发表在《记忆》第80期(2012.1.31)上了,而且在2012年2月就挂在了网上。

F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受难者》第13 页

刘:7月31日成立的应该是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简称),那天有校友看到成立的告示了。主义兵的骨干是6月27日写大字报反工作组的人,8.5游斗校领导和她们无关。

王:那天成立的是红卫兵,红卫兵应该是7月31日成立的。这是“星火燎原战斗队大事记”记录的。

刘:我班同学梁二同等是反工作组的头儿,她们6月27日贴反工作组大字报后基本不来学校。7月初她们在校外成立“红旗”,去过海淀区的一些中学。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学校,说明她们正确,于是她们在7月31日成立了主义兵。7月5日,工作组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我在场,邓说的很清楚,红卫兵是非法组织。我们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怎可能他们头一天撤走,我们第二天就成立红卫兵?

(1966年10月,教师中反工作组的“星火燎原联队”贴出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七月三十一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红旗、红卫兵之间没有标点隔开,不能证实一天成立两个红卫兵组织。)

王: 8月5日之前没成立红卫兵,那你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

刘:我不记得确切时间。我调查了好几年,问过许多同学、老师,没有人记得具体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8月8日到8月16日之间“一哄而起”的。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何时成立一事,李红云根据她发现的原始史料,确认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确切时间为1966年8月7日。她的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刊登在2013年9月30日《记忆》第102期上。)

G

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垚。王晶垚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七人名字的纸片。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受难者》,第 4 页

女附中文革专辑(六)

刘:七人名单是为抢救卞校长给医院写的担保,是李松文老师征求在场部分学生同意后写的,不能说他们是女附中的权力当局。像名单中的徐岩春、王满华都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再说,宋彬彬是最后一个,名单竖着写,你不认为应该从右往左看吗?

王:名单在王先生手里,他保存了几十年,不会记错。

刘:我相信李松文老师的回忆不会有错。

以上是那天我与王友琴谈的主要内容。

我本来不想把它们诉之笔墨,如今写出来,不仅是为了回应不实之词,更主要的是,给历史,给八五事件的研究者留下一份资料。

2014-4-5

(1)此文系根据刘进、罗治和李红云三人的记录整理。

(2)王友琴的这篇文章详见共识网 ,2014年3月26日。

(3)2010年《炎黄春秋》第8期刊登时题目改为《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4)1996年方影竹以笔名万树英在《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谈文革的文章,后经人篡改,把原文中所说在其任教的十一学校的“宋某某”杀人比赛改成“宋彬彬”杀人比赛,造成了“宋彬彬文革中比赛杀人,打死七八个人”的不实说法在网上广泛流传。方影竹于2008年1月19日在《民主论坛》发表题为“方影竹:文革纪实兼发一则比赛杀人的辨正”的文章予以澄清。方的有关段落说:“我的这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流传网上。有两个字被更动,但那是极为要害的两个字,即把我写的‘宋某某’变成‘宋彬彬’。又进一步见到网文,提到已故经济学家千家驹的《自撰年谱》里记载着宋彬彬比赛杀人,她为了胜过别人,打死了八个人。为了找到《自撰年谱》一阅,我先在我住的纽约皇后区大书店和图书 馆查找未果,便冒了少见的冬日雷雨,到曼哈顿纽约市立图书馆找。 该馆亚洲部的锺女士作了全球联网搜索,查到一本,但保存于香港大学。我又从一家港刊上知道,《自撰年谱》非公开发行,而是作者自印,赠送少数朋友的,我只得放弃查找。

其实,细心的读者,是不会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的。十一学校只有初中,男女合班。宋彬彬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年龄也自然比我提到的女孩子大三岁。此宋非彼宋,是很明白的。《民主论坛》http://www.cdpwu.org/mofei_list.asp?id=17682《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0日转载,注明“原载民主论坛”)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200340.shtml)

(5)宋彬彬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3年发行)中已经说明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她说:“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能够这么无中生有地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写于2004年,但她并没有 “在文章里加一句‘据宋彬彬说,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

(6)刘进的“李松文老师访谈”刊登在2010年5月23日《记忆》第49期上。

(7)我是在胡杰影片“我虽死去”中看到7人名单的。之后分别访问了名单上的师生。因为有调查,所以我说相信李松文老师的回忆不会有错。2008年3月18日我把自己撰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交给李老师征求意见,同时把网上流传的7人名单的图片打印出来,请老师帮助回忆有关情况。之后,李老师约我3月25日谈意见。一见面他就说,稿中对7人名单的说法有误,还说字条是应医院要求,由他写的。当时,他把有关情况用红笔改在稿中了。这个稿子我在定稿之后,交给了母校存档。2010年5月19日,我再次拜访李老师,一是请他核对当年访谈的内容,二是就是否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征求他的意见。李松文老师在细读了当年的访谈稿后,在上面做了些许修改,写上了“情况属实,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几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2010年10月27日,我访问了从海外探亲回京的徐岩春(高三4班),征得本人同意后录了音。关于7人名单,她说的情况和李松文老师相同,即这是应医院要求,为抢救卞校长而写的担保名单。写完名单,医生才开始抢救。

【评论】

如果我是红卫兵

郝奇志

宋彬彬道歉之后,一个朋友问我,“如果1966年,你刚好也是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你会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的头脑中轰鸣,是呀,如果1966年的8月我在女附中的现场,打死卞校长的凶手中必定有我。不是我本性更恶,不是我喜好杀戮,而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给了我这个答案。

我出生于1967年,到1978年文革结束,算是经历了这段历史一个小小的尾巴。这段经历对于我理解与反思文革有着重要而特别的意义。

幼小的我对文革留下的最早的记忆是,在“五七干校”开大会。后来大些才知道那是批斗会,因为太小,到底是在批斗谁,因什么原因批斗,已无从知晓。此外,记忆比较深刻且容易让我理解的是样板戏、革命歌曲与革命口号。无论在干校还是在北京我所生活的大学院内,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除了新闻就是革命歌曲与样板戏。可能是名字中有个“奇”字的缘故吧,从小我对“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句口号就烂熟于胸。每次说自己的名字时,都会很敏感,如果有谁说:“哦,就是刘少奇的‘奇’呀。”我的心中就会不快。同样是随着这句口号“保卫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种子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灵。

在江西“五七干校”里,小朋友们的游戏不是玩儿打仗就是抓特务,或是对电影、样板戏里革命情节的模仿与改编,从小朋友堆儿里找出几个大家都不喜欢者,逼其当反角儿,别人个个都变成无所不能的小英雄……长大些回到北京,在幼儿园里学的是革命儿歌,跳的是革命舞蹈。在向阳大院里,“小皮鞋咔咔响,资产阶级臭思想”的儿歌常常伴随小朋友间的矛盾出现,它与“资产阶级小走狗”、“资产阶级臭小姐”等等成为攻击对手的武器;“向毛主席保证。”、“毛主席万岁。”则是保护自己有力的盾牌……现在想想,这些内容早已不是单纯的游戏,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小的我……

满耳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美帝国主义”、“要反修防修”、“台湾敌特分子亡我之心不死”、“批林批孔”等等口号,我步入了小学,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田字格本,一行八个格,写完这句话,后面还会空几个格,我便接着往后写,因此,被别的同学批评,说是对毛主席不敬,这句话不可以被断开,后面的格子应该空着,要重新起头写才可以。当年我身边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我自然不会例外。一方面接受同学们的批评,另一方面我也在寻找批评别人的机会,以此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热爱与忠心。

当时所读的课内、课外书中,到处都是背叛自己的阶级、背叛自己的家庭最后走向革命的故事。在它们的教育下,我也向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学习,练习的战场就是家庭。我开始在家里寻找敌特分子、敌特行为的身影与苗头,看看父母是不是会有奇怪的行为。晚上关灯之后为什么妈妈又把灯打开了?那是不是在给台湾特务发信号?这次我可不可以抓住妈妈的行为,使自己成为英雄?在这种斯德哥尔摩症状中我肆意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一点点长大。到毛主席逝世时,此症状发展到极致。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我一个九岁的小屁孩儿,竟然在家里嚎啕大哭,问父母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会死?毛主席都那么伟大了怎么还会死呢?毛主席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了毛主席我们怎么生活?毛主席死了我们还有将来吗?我必须承认,毛主席的逝世对当年的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给儿时的我带来巨大的恐慌与不安。这事件同时让我知道了另一些不同。

毛主席逝世不久,我与别的小朋友在楼下玩儿。有一位小伙伴谈到毛主席的话题时,她在笑,我跑到这位小伙伴的家里,向其家人告状,说她对毛主席不忠,不爱毛主席,谈到毛主席时不悲痛。那天给我开门的是一位大我许多的大哥哥,他一方面接受了我所说的话,说他一定好好教育自己的小表妹,另一方面他看我的眼神带着一种极度的不满,极度的压抑,极度的谨慎。他看我的那种复杂的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我被这种眼光看得很不舒服,奇怪于为什么自己这么英雄的行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还在想是不是报告错地方了,应该告到学校才对?不管怎么说,我为自己发现了这样的“敌情”而鼓舞。我不确定我的同龄人是否有跟我相同的经历与感受,但我确定自己当时就是这样的敏感。

后来我长大些,经历的事又多些,才开始慢慢明白,儿时的我在集体无意识下的行为有多么可笑。为此,我很怕再见到那位大哥哥,后来他就出国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他看我的眼神为我打开一道门,当年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他当时看我的眼神让我在懵懂中开始知道,对毛主席的逝世除了有我这种特别恐慌、歇斯底里的感受之外,还有别样的不同感受。

以这段成长经历为参照,从我儿时的那些行为中不难得出,如果1966年,我是一名女附中的学生,在当时、当刻我会有怎样的作为。即使不一定会是那个直接痛殴卞校长致其死亡者,也会是“你一下,我一下”的打手,或是在外围观叫好之徒。最差,我也是对卞校长的痛苦与生命表示出极度的冷漠的人。在阶级性高于一切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早已深深地明白,对阶级敌人的分毫善心都是敌我不分的表现,都是妇人之仁,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虽然当时我对这些话、这些名词的意义并不真的理解,真的懂。但在那种教育环境下,我会认为自己早已懂得其中精髓,那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这种精髓的浸润下,有我这般行为既算不上极端,也算不上过分,它不过是爱憎分明的正常表现。

真正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当年我的那些认知都应该被清洗,都应该进行忏悔。当时的教育,给我内心播撒的是撒旦的种子,它打开了一扇恶的大门,让小小的撒旦肆无忌惮地跳出来表演。这是我应该在灵魂深处进行忏悔的地方。所幸,我比宋彬彬他们出生得晚,在心中的撒旦还很弱小时,另一扇门的开启关上了撒旦的表演之门。我开始明白,人性之爱高于一切,面对人性之爱,当年我的想法有多么可怕,多么无知,多么残忍。我不想让自己,或是自己的后代将来也走我曾经走过的魔鬼之路。我要直面自己完成自我救赎,从而让我与我的孩子清楚地知道,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想法就等于让地狱在人间复活。因此,我一方面开始直面当年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开始关注如何忏悔与自我救赎。

这一改变,让我发现了新天地。二战之后,德国民众对平民行为的清算与反思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后人,每一个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怕就是一个平民也需要好好清算。如,他们会对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当年的行为进行清算,把其行为分出:面对犹太人时,哪些行为是律师应该尽的职责,可他没有尽到;面对犹太人时,哪些行为是冷漠、哪些行为是直接的伤害或是杀戮。这些行为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德国民众这样的行为深深地震撼着我,让我明白,原来个人的行为不可以全推向社会、推向上层、推向所谓的最高领导者。每个人都需要站出来面对,只要是从那个疯狂而罪恶的时代走过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她)或多、或少都有罪。只要是从文革中走过的人,都有对文革进行反思的责任与义务。从那时开始,我便直面自己的内心,进行着自我的清算。同时,我也开始跟家人讲德国的反思,以德国为例说出我对文革问题的看法。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父亲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他亲口告诉我:当年他去文化部围观过对于光远先生的揪斗,他怀着看热闹的心理去看,这是不对的……,可惜的是我并不知道他是否向于老当面说过此事,并为此而道歉。不过,以我对父亲性格的了解,我觉得他会这样做。家父直到去世时,都为自己得到了于老对他说的“何伟是个好人”而开心。再就是,家父从1977年就开始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后来又在学校里帮一些老师平反,我的思想成熟之后对父亲这些行为有一种解读:他用这种方式面对自己的过去,用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改正。

父亲的这些行为对我的观点与认识是一种支持与鼓励,因此我开始在论坛上与网友们公开讨论文革,讨论反思,讨论自我救赎。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我认知的那么简单。2002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反日活动,许多网友在爱国者连盟网上声讨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并以德国道歉、反思的态度为正本,好好教育日本政府。我从这声讨声中看到了中国网友的悖论:要求日本人反思,却不对自己曾经的行为反思。为此,我提出要想让日本人反思,就得咱们自己做个样子给他们瞧瞧,让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教教那些不反思的日本人。要做榜样就从反思文革开始。

我提出这个观点,并把前面写过的那些我儿时的行为内容放在上面,讲出了我对自己儿时行为的反思,并告诉大家我以这种方式完成自我内心的救赎,可后面给我的评论却是:“那时你还小,不用想那么多”,“那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的”,“你是不是有病,想得是不是太多了。”……等等。看到这些跟帖后,我突然明白,一个天天叫喊着让别人记住历史、进行反思的民族,其自己也很怕面对,也不敢反思。如果大家都不想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都想把文革的一切责任推向社会、环境与上层,其后果一定会极其可怕。当人人都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轻意就能做到假借社会之手,假借别人之口时,文革就会重演。

为了自己的观点,也为了不让那可怕之事重演,我坚持在爱盟网上与网友们讨论,特别是跟那些老三届的网友们争辩,以战后德国人对普通平民的清算做对比,说从文革走过的一代人应该反思自己身上的狼性。我认为,在那个时代里,不作为就是有罪。不直面自己当年的行为,不说出忏悔,就不会得到心灵的救赎。结果我被几位老三届的网友破口大骂,他们说自己当年就是纯洁的红卫兵,没干过打砸抢这样的坏事,他们热爱毛主席,没什么罪,是我向他们头上泼污水,并要求爱盟网封杀我。从那之后,我离开爱盟网,不再谈论此事,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卞校长被打死之事更加关注。

我怀着希望等待着,感受到的却是失望,能做的只有等待……

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的等待而变好,而是在等待中变得越来越无望,文革竟然变成了敏感词,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在这两个字之间不搞点儿小动作,博文就发不了;就算发了,很快也会被删除。文革变成了不能谈论的禁区,等待得来的结果是:没有了反思文革的基础。

直到2010年,我看到《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刊登的王冀豫的文章《背负杀人的自责》。这是文革亲历者出来说出自己的过失,并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的文章。这可以说是等待中的希望,同时它也告诉我这希望有多么脆弱与渺茫。当时我的感觉是,只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才有可能冲破“不能谈文革”这个无形的屏障。果不其然,王冀豫的这篇文章之后,虽然有凤凰大视野栏目的跟进采访,之后便没了下文,那采访的视频在网上也蒸发了一般看不到了,一切又回到老样子。我的等待在火星一跳之后又落入失望之中。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公开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革可能重新发生……他的这段话,打破了“不能谈文革”的屏障。发博客、发微博时不再担心文革二字被删除了。

这一突破之后,2013年8月7日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张红卫的律师,他忏悔文革中对母亲的举报。此事在网上快速的流传转发,没见他的这篇文章再如王冀豫采访那样落入被删除的命运。同时对王冀豫采访又重见天日再次出现在网上。不过,他们的忏悔与道歉远没有后来陈小鲁先生的道歉反响大。我在得知陈小鲁先生的道歉后,一直想好好为此写篇文章。因为他的这一行为让我在等待这么多年后,第一次看到希望,他是陈毅元帅的后人,是名人,是红二代,其出面公开道歉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非同一般。

陈小鲁先生就文革之中自己的行为向老师们道歉之后,我看到社会上很不一样的反应,有人欢迎,为其行为叫好,有人认为没这必要,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看到这么不同的回应,我反而认为其道歉的行为更加必要,它能促使更多的人们对这段历史、文革问题进行反思,没有反思、没有面对就没有进步。这正是陈小鲁道歉的意义之所在。

陈小鲁这个公开道歉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宋彬彬的公开道歉。看到宋彬彬的道歉之后,我对陈、宋道歉的看法却不太一样。因此特写出博文《宋彬彬道歉后的思考》,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为什么,我会对陈小鲁与宋彬彬的道歉看法有所不同?同样是自己中学时代的校领导被学生打死,道歉者同样是当年的学生领袖,同样是道歉,我在陈、宋道歉行为中的态度差异,是不是对当事者有失公允?

说真的,当这些问题放在面前时,我必须说,在看到这些问题前,我并不知道陈小鲁先生当年所在的男八中的校长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在陈小鲁先生道歉之事前,我并不知道陈小鲁先生与红卫兵、男八中之间的关系。虽说我一直关注着文革,关注着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但我的关注力度是不够的,并不详尽,也不细致。中学生打死校长之事,我只关注了卞校长被打死这一件事;当年红卫兵的代表事件中,我只关注了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被接见之事,因此比较关注宋彬彬,知道她后来去了美国。从这点上我必须承认,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真的太少,太过符号化与表面化。但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依然选择坚持对陈小鲁先生与宋彬彬女士的道歉采取差别对待的态度。

我的理由是,虽然同为道歉,陈小鲁在人们头脑中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和宋彬彬女士与文革之间的关系要差一大截。人们了解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活动远远多于陈小鲁。要知道,社会名人的知名度越高,其承载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压力也就越大。从这点上讲,宋彬彬女士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压力。但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主要的。我认为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陈小鲁是第一位就文革之时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道歉的名人,其行为起到的示范效应、社会效应是巨大的。

在与朋友讨论时我才得知,宋彬彬在2007年就以不公开的方式向女附中的老师们道过歉,只是当时她没有公开道歉,因此别人并不知道。不过,即便我现在知道宋彬彬的道歉早于陈小鲁,我依然认为,陈小鲁的道歉社会示范效应更强。在我看来,私下道歉的正面效果远不能与公开道歉相比。在公开的场合就自己在文革时的行为向老师们表达道歉,需要更大的勇气与直面精神。从这点说,虽然陈小鲁的道歉晚于宋彬彬,但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远胜于后者。

再就是陈小鲁先生站出来公开道歉之后,社会上对其道歉的行为并非都给予认可,有许多人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解,认为陈小鲁揭了大家的伤疤,多此一举。这样的异声,正说明陈小鲁道歉的价值。他的行为迫使那些不想面对,以沉默、逃避的方式应对文革之事者,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旧事重提。

可宋彬彬的公开道歉发出之后,大家争论的内容多是她道歉是否真诚,要不要接受她的道歉。再没有人公开发出这样的言论:宋彬彬女士的道歉是多此一举。从这点上看,陈小鲁的道歉起到的作用在宋彬彬的这次公开道歉之事上已得到的检验。就文革之中的行为向老师、向当事人道歉已被大众接受。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宋彬彬还应该再进一步就道歉表达出更多的诚意,如说出自己知道的当年卞校长被打死事件的细节。如果只是这样道歉,我会担心出现如此局面:这种道歉行为成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当年的当事者纷纷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向世人道个歉以求解脱,而公众也认可这种道歉的行为,从而使道歉之事轻而易举地达成:当事者得到解脱,社会得到和谐。其实这不是真的解脱与和谐,而是走进另一种形式的掩盖。它不会带给人们真正的反思,所做的不过是为求自我解脱而想出的一个花招而已。

我所表达的不是追责,不是追凶,更不是接不接受与是否可以和解。在事件原貌还不知在何处时,在事件细节还尘封于人们的心中时,一切追责都是空谈。在历史事件面前,不可跑得太快,要让步伐慢下来,重新倾听文革历史,认真直面追索细节,让事件尽可能以全貌呈现。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有可能去谈 “接不接受道歉、是否对此事进行和解”。

人民大学林园楼

2014年01月22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7c2320102earg.html.

【评 论】

宋彬彬道歉的启示

子 愚

《记忆》的读者,对于宋彬彬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而卞仲耘,则是那个狂热年代学校里第一个不幸的蒙难者。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卞仲耘,至今详实的官方资料仍难觅踪影。《记忆》曾经做过卞仲耘专辑,编辑手下留情并未提及当事人名字。去网络搜索一下,被《记忆》编辑省去的名字很容易找到,只是真实与否不得而知。

有人对宋彬彬道歉行为表示支持与欢迎,而有人持相反态度,认为宋在道歉的同时也是推卸责任。笔者无意加入其中,支持任何一方。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有一句足以使他永垂青史的名言:“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如果你没有一颗比你的敌人更强大的心,那么你就丧失原谅与宽恕他们的机会。企盼天堂里的卞校长,也有曼德拉的心胸。

笔者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文革当中起来造反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何以对老师那么仇恨非要置人于死地?华夏文明不是以尊师重教源远流长吗?韩愈的《师说》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荀子·劝学》更进一步阐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些掷地有声的哲理,恐怕大家都早已在中学里就倒背如流。但这些古训,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却被当作“四旧”扔进垃圾堆。

师生关系严肃摆在众生面前,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曾经简单拥有这层关系,而对于其间不合理的因素,却是鲜有改良。私塾里的孩子,只因为背不出书,就让先生拿戒尺打,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戏班里的小学徒生活境遇之悲惨更是人人皆知。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作学徒被师傅打的经历,几十年后依然难以释怀。教育本质是启迪学生的智慧而不是死记硬背。我们的先生们,他们让学生讲究卫生,自己却因为懒惰而衣着不整;他们让学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自己热了摇扇子,冻了抱暖炉。先生教学生,要诚实,友爱。当学生诚实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却被认为不合时宜。更有甚者,学生们被告之:“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既然对别人可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就只需要一个革命的理由,何须什么法律? 尊重人权,我们的教科书里几时出现过这样的词汇?那些参与打死校长的学生,哪个不是被教坏的。

上学时,我们的课本中有一篇《狼牙山五壮士》, 最后的描述记忆犹新:日本鬼子追到悬崖边,看见五个人跳下山崖,都脱帽肃立。虽然是交战双方,仍然向对手的勇敢牺牲精神表示敬佩之情。当时很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敌人也有这样的精神,是否我可以表示同样的敬意?但是几经考虑终于没有提出,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这样做了,会被认为思想不正确。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文革研究在中国依然是禁区。今天的学生羡慕文革期间学生无需上课,更无需写作业,却不知道文革究竟为何物?文革受难者哪个不曾是施暴者?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文革第一冤案,假如你读过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想必对刘少奇一家的同情会重新审视。

一百年前,革命作为一个时髦词汇引进中国,何曾有人问过谁有权利革别人的命?人们吟诵“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何曾有人问过分别人的田岂不是不劳而获,鼓励懒惰者?文革是人类历史中值得研究的严肃历史课题。文革反思不能仅从当年几个娃娃开始,被深深卷入那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是整个中国,反思的应该是全社会。施暴者说出真相,是求得受害宽恕的前提与基础,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难道不应该反思?对别人苦难的漠视就是对犯罪的纵容。如何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完善体系,确保文革不再发生,应该更有意义。

2014年2月

【访谈】

刘秀莹(1930.4.16 - 2013.11.27)北京人,1942年 - 194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49年至1952年 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因家庭困难辍学半年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办公室工作),1952年 - 1966年任教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先后担任数学教师,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北京市劳动模范),1966年- 1968年调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工作。1968年 - 1972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校。(1972年平反回城),1972年 - 1975年任教于北京第八中学,1976年 - 1978年任教于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1978年 - 1984年任职于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1985年- 1991年担任北京第四中学校长,1991年退休。1991年 - 2001年先后担任全国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作为主要编写人之一参与《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的编写。2013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秀莹老师访谈

戴为伟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12年4月20日

地点:刘秀莹老师家

方式:录音及笔记

主访:戴为伟

受访:刘秀莹

我1965年就调离了女附中,女附中的文革我没有参加,我是在区委参加的,而且我就很快被打成反革命了。女附中的情况我都是道听途说,所以我听到的东西不很可靠。四中我去得晚,(19)84年底才去的四中,所以四中的文革,我也是道听途说。因此,我很想看看这么两个学校文革的情况。《记忆》杂志,我是三年前看到的,尤其是有女附中和四中的事,我特别想知道。因此对你们这个杂志,我一直是抱有很好的好感,很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好杂志。——我常叫你们是“地下杂志”(笑),你们因为不能公开发行,国家又不让动文革。所以你们把这些材料积累起来,供后世人编史去用,我觉得你们是做了一件好事,很想支持你们,也很想为你们做点事情,把我知道的事情都给你们说说。希望你们这个杂志越办越好。我觉得这样你们也达到的办(杂志)的目的了,老百姓也受益了,国家也受益了。这就是我对这个杂志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办杂志为什么,但是我想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历史的真实记录下来。

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是46年了,谁的记忆也不会是100分的准确的,都会有偏颇,都会有糊涂,都会有错。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哪一篇文章记错了,都可以谅解,而且还可以纠正嘛。可以很友善地提出建议,怎么把错的改成正确的,模糊的东西改成清楚的,这个工作这么做就比较好。如果变成了两方打架,我认为有失你们杂志的初衷,也有失你们的辛苦。你们办一个杂志,弄得两派你跟我干,我跟你干,然后你们编者也都参与进去,那就成了一场混战了,那这种杂志办的意义就不是很大的了。我是这么看,错了,你们可以批评。这是对你们杂志的一点看法。

我是1952年到师大女附中工作的,就在卞仲耘校长的领导之下。我一直到1965年出来四清,66年调离女附中,这十三、四年,我一直是她的部下。我跟卞仲耘的关系极好,我写的那篇纪念卞老师的文章是写完后寄给首师大郭海燕在杂志上发表的。

1958年我们学校的校长胡志涛被打成反党分子,我们学校也被认为有右倾问题。这时我们来了一个新校长,新校长一来就整我们这个学校,我们都在被整之内。我一直是站在卞校长这一边,我很维护卞校长的威信和尊严。而且我很感谢她,因为我的成长,从一个不懂事的21岁的小青年,到成为一个人民教师,全靠学校的领导培养和同志们帮助。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不会对卞校长有任何的怀恨或者不同情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过。

我在这个学校当过劳模,当过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后来就当了教导主任。(19)58年的时候,我不满28岁,我就当了这个学校的副教导主任,管学生思想工作。1964年的时候,我33岁,当了这个学校的总支副书记。我在这个学校也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青云直上。虽然是个小单位,但是我工作走的这个路子,在卞校长、胡校长的帮助之下,我还是走的很顺利的。我很爱共产党,当时我是积极要求进步,希望国家强盛。我没想到,共产党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此不争气,我感到十分痛心。

王晶垚在一篇文章里说打死卞仲耘的是邓榕、刘亭亭和宋彬彬。邓榕是邓小平的女儿,刘亭亭是刘少奇的女儿,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我就说,王先生,第一,这三个是不是,我不知道;第二,你想扳倒这三个人么?你休想。(刘笑了)是吧,这现在不是明摆着,你想把这三个人都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没有根据的嘛。我这样提醒他,他还是不听。

王友琴呢,就更不听了。更不听还不说,还找一些人到我家去,要了解我爱人怎么死的。我说,我爱人怎么死的,我自己写,不用你写。我很怕她走板儿。直到现在,我写了我爱人的材料,也没敢拿出去发表。我几次想送《炎黄春秋》,都没敢。因为我家里人,我弟弟们都劝我说:“姐姐,82岁了,不要再惹事了。让你劳改一天,你就完蛋。”这倒是真的。惹不起,别惹。现在只能是这样的心情了。所以王友琴对我很恼火。

我说了一句话,不好听的话:“王友琴,你不要拿着美国人的钱和中国人没完。”这话伤了她。去年,她回来了,她在北京大学调查,她要来看我,我没让她来。我不想再和王友琴去说一些事情了。因为我说的,她连名字都写错,不拿来给我看一下,就发表,就出书。现在是辛子陵也用她的,资中筠也用她的,王友琴这一下名声大振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刘秀莹在这儿阻挡她,她很不高兴。我劝了她不止一次。我说:“文化大革命,刘进和宋彬彬承担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她们有她们的错误,她们该受到什么样的责备和批评,都应该受。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这两个人挑起来的,红卫兵整个的运动也不是这两个人挑起来的。我说你得看大背景,你得往上看,你得找根源。这个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像叶维丽说的那样,要在历史大背景下去看问题。所以她很恼火。

《记忆》82期发表的王先生的六篇文章,至少与我有关的那篇,不是真的。我只能说王先生糊涂了,咱们原谅他就完了。我从良心上,从没有对不起王先生和王友琴的事情。我能做的都做了,能劝的都劝了。好朋友呵,不是只说顺耳的话呀。好朋友就是要敢听逆耳之言,如果人家劝你,你觉得这里面还有可取的,你就听嘛。人家劝你,你觉得不可取,你就不听嘛。你为什么要反过来,去和劝你的人去干呢?中国受文革的影响直到今日,这劣根去不掉。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是用大字报的方式对待那些提意见的善意的人。这种风气应该清除。

宋彬彬和刘进,我对她们两个的认识。宋彬彬是我们学校的,从初一到高三,她三个姐妹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教过她大姐两年,她二姐我也很熟,她,我也很熟。因为她在我们学校入党,她又是我们学校比较优秀的学生。我对我们学校的高干子弟,比较有好感的,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陈南南。陈南南是陈云的女儿。其他的,怎么说呢,毛泽东的女儿李衲,我教过。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表现不错;林豆豆也不错。我跟你说,政治局委员、常委、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只要有女儿的,几乎90%在我们学校。她们之中,有的很优秀,有的不怎么优秀,有的很不优秀,或者说,表现很不好。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因为学生不好,就歧视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视;表现不好的,也不能歧视。卞校长、胡校长教育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教育和帮助她们成长。

卞校长是很热爱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在学校什么都说呀,什么从家里听来的都说。上课,老师讲完课,她举手,她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爸那个文件说的,跟你说的就不一样。”老师说:“你爸那个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讲。”你说这课堂还怎么讲下去了?卞校长看到了,就给中央写信,把这个情况都跟中央汇报,说在家里说话小心一点,有些事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讲;或者再嘱咐一下孩子。象刘少奇,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中南海里的事,你们要讲出去,我就打断你们腿,你们从此别回中南海。教育还是很严的。林彪,他自己的错误咱们单说,林彪对林豆豆,要求非常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林豆豆在我们学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她填父亲的姓名一直用林育荣,到初三要毕业了,林豆豆说:“杨老师,我爸爸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顿饭”,班主任想,家长要请吃饭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吓一跳,敢情是林彪。

像刘伯承同志,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写的信(给我们),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4门不及格,校长要保送她去哈尔滨军工。刘伯承写一封信来说,该留级(就)留级,不要因为是刘伯承的女儿就特殊。这封信在学校一传开,大家都服气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些老共产党员,不象今天的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也不像今天的高层领导这样,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像李讷,甭管毛泽东(那样做)是真的假的,李讷填家庭地址,从来都是中南海大伙房,根本就不敢写别的。

宋彬彬和刘进都是干部子弟,宋彬彬是比较高(级)的干部子弟,刘进的父亲是刘仰峤,是高教部的副部长,原来河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刘进来我们学校比较晚,是高二还是高一才转过来。从她爸爸调中央,她才转到我们学校来。我对刘进的印象不深,因为我已经出去搞四清去了;但是我对宋彬彬的印象比较好,这个学生在我们学校没有张扬,总是很低调,而且她比较老实,说的不太好听点,有时她迷了马虎的,她不是那么很明白很清楚的一个孩子。她跟刘进两个人比起来,刘进比她要好一点,但两人政策水平都不高。

因为听说文革初是她们两个掌权,所以我很生气。1979年卞仲耘追悼会那天,我在汽车上看见她们,就说:“你们俩干嘛来?。”她们说:“刘老师,你不了解情况,我们给你说说情况吧。”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给我说了一下,我稍微明白了一点,但是明白得也不是很多的。因为是追悼会,也不好在会上跟她们(多谈),所以也就那么见了一面。后来就不见面了。这时候,责难宋彬彬,说宋彬彬打死人的事的文章就很多了,还有的说,宋要武害死了宋彬彬(刘笑了),宋彬彬在文革中大联合以后是副主任,打头儿的是刘进,不是宋彬彬。她们是一个正的,四个副的,我闹不清具体的了。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刘进更多一点。很早她们就写了一篇文章,没在《记忆》上登,拿给我看了。我看了就说,你们敢不敢听批评?如果敢听批评就来,不敢听批评就甭来。我说,我说的话和你们写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这两人就来了,还带了她们班一个同学,叫朱晓茵。她们来了以后,我确实批评得很严厉,我说:“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呵,你们到今天还忙于解脱自己,忙于为自己辩护,你们怎么不想想被打死的人呢?被斗的人呢?那些当时在学校连红卫兵都不能参加的人呢?你们怎么不想想这些人呢?你们换个位思考嘛,是不是?再有,到了今天了,你们的认识才这么点儿,太可怜了。”连她们愚蠢我都骂了。她们就在那儿记录,记了很长,然后回去整理,又重写。

《记忆》发表的五人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们开座谈会,她们也没告诉过我。她们两个人的文章,大体上我知道一些。47期《记忆》发表了以后,我觉得,她们两个人说的话,是比较的实在的。虽然它还是有为自己解脱,为自己正名。但是她们说的话,没有太多的水分。那么其中有没有说时间记错了,或者事情记错了?那我觉得是难免的,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没参加这个女附中的文化革命。

那么,王友琴的材料,和她们的比一比看呢,王友琴的东西的错误就太多了。卞仲耘的材料一出来,我看了一段,就挑了七个错误,甚至是很硬的错误。比如她头一个就说梅树民被打死了,梅树民气得不得了。梅树民说我这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打死了呢?袁淑娥她不谈,她把袁淑娥撂一边,不谈卞仲耘被打死与袁淑娥的关系。这就很不对。谁都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这是在学校里传遍了的。一个就是袁淑娥的控诉,一个是我们一个人事干部抛出了卞仲耘的档案。袁淑娥是何许人呢?是卞仲耘住院的时候的同房间的病友。她的爱人D老师在湖北省空军,因为两地分居,想调到北京来。卞仲耘就给他努力了,调到北京来,在我们学校教英语。后来袁淑娥和D离婚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袁淑娥诬陷卞仲耘和D有不正当关系,卞仲耘才挨了那么重的打。王晶垚很相信那个女教师,也很相信D。

那个抛出卞校长档案的人事干部叫曾不挠,女的,老解放区来的。一次,王学(王晶垚、卞仲耘之长女)和她爸爸来了,我就给他介绍这人的情况。我说,王先生,你不要太相信了,我们学校谁都不理她。王学就跟她爸说:“爸,你听听刘阿姨的话吧,你不听我们的话,你怎么也不听刘阿姨的话呢?”

他的两个女儿,小四宝和王学都劝他爸,听听劝,而且都说最好来让我们劝劝他。包括这次做这个雕像,他女儿就跟同班的同学说:“做雕像最好不要让我爸爸知道,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你们就做不成。”

王友琴研究文革学,她要发表一些材料,她也做了一些调查,她写了一些文章,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大家应该支持她。但是也应该帮助她,帮助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她的材料就更可贵了。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王友琴变成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我王友琴说的话你们谁也不敢说不对,你们谁要说(我)不对,我就打倒谁。这不是自己要走到反面去吗?很可惜呀。

宋彬彬和刘进确实为自己解脱的要多一些,反思的要少一些。看女附中宋彬彬和刘进的文章,再看四中刘东写的文章,那差一块呀。我看完了就跟女附中的人说,我说咱们怎么教的这学生,咱们教的女生就会杀人打人,就会冲动,一点不思考呵。我说人家四中的学生怎么就知道要保护校长杨滨呢?人家四中的学生怎么就有这个头脑呢,人家也是干部子弟,也是劳改队的队长,那么人家怎么就知道上班把校长接来,下班把校长送回去。我们这里是唯恐校长不死。我说比比看,我们的教育失败的,我们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教育恐怕给学生的影响太厉害了,这些东西从自身要反省的呀。所以我觉得,相对的来说,刘进和宋彬彬的东西可信度要大一些;王友琴写的东西,可信度呢,我不敢说小,但是她里头的错误太多了,需要修正。你比如胡秀正的死,胡秀正怎么死的?她说的不对;王荫桐的名字写错了,袁淑娥的事情写错了。还有,因为我手头没有材料,我记不下来这么多,我当时都拿红笔给她勾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听点儿不同的意见,做点修改,给后人留下一部可贵的文革史料,不是更好吗?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太理解,真的不太理解。

《记忆》82期有六篇文章,我没想到是写到我头上来了,说宋淮云、我和王晶垚三个人在宋淮云家座谈。那你们想想有这个可能吗?他那上面写着:地点宋家;时间67年4月23号,星期日;然后宋淮云、刘秀莹;王晶垚记录。这是太可笑了。你听完我讲这些东西,你明白了吧?第一、宋淮云是高三一班的学生,她妈是杨滨校长;杨滨是四中的校长,当时已经被打成黑帮了;她爸叫宋养初,是建委的副主任,也打成黑帮了。我们怎么可能上人家去座谈?我是1965年参加四清,66年正式调到中共西城区委,67年的时候,我在知青办公室工作。我调到区委以后,区委也分派了,我哪派都没参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身背着一个很重的罪,我说过一些对毛、林、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我参加哪派,哪派倒霉。我就自己成立一个战斗队,一个人的,我这个战斗队叫“不争春战斗队”(刘笑),你们听听就知道了,不争春,俏也不争春,咱们不争春,咱就一个人战斗吧,一个人出事,一个人负责!第二,我在卞仲耘打死以后,我没有进过女附中的校门,我不知道刘进有一个什么传达,我也没听过这个传达。我真正知道刘进的传达,是在2008年以后,她拿(来)了材料,我才知道。第三,我从来没说过“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损失,不要外传。”1967年了,早传出去了。事情发生的是1966年8月6号,是66年的事,66年8月6号,她就在广播里讲了,能不传出去?怎么到1967年我还在那儿禁止人家(外传),我有什么权力?我当时在知青办,送一批批学生上东北、上兵团、上山西,上内蒙,上各地去插队,忙得昏头昏脑的,我怎么会去说这种无聊的话呢?再有,我对卞校长,就是现在你把我打扁了,我也没有说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损失,我也没这种思想,我敢说我没有这种思想。

如果这一篇文章就是王先生做的,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我认为卞校长的死,学生打死校长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王先生毕竟是90岁的人了,我还跟他没完干吗?再有我一直是支持王先生。我也是文革受难过来的人,我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爱人从1953年入党,没批准,说他是国民党员;到55年肃反,说他是国民党。为什么是国民党呢?中央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在国民党的测量学校教了一年三角,这个学校的人都是国民党员,所以我爱人就是国民党员。就这么定的罪。1953年给他送去留苏,别人全送走了,都去苏联了,把他退回来,退给学校。你想退给学校是什么滋味啊。55年肃反接着整(他),57和钱伟长在民盟一个小组,钱伟长的发言是我爱人整理送《新清华》发表的。因为这,钱伟长是大右派,他是漏网右派。59年他得肝炎了,64年得亚急性肝坏死,差点死了,医生让我准备后事。66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三顶帽子,一顶帽子是国民党员,一顶帽子是特务,谁的特务呢?叶企孙的特务,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再有呢是叛徒。我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叛谁呀?结果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叛谁(刘笑)。三顶帽子,64年得的亚急性肝坏死,1970年到江西鲤鱼洲下放劳动,劳动后两眼发黑,回不去住的地方,(只能)抱着电线杆子,什么时候眼睛不黑了,什么时候回去;坐下来端起碗来刚要吃饭,批判马上开始。一直到1971年大出血,肝昏迷,一直到死。所有的运动中没有不挨整的,所有的运动(中),没有(不)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那我怎么会对王先生丧妻之痛我会不同情呢?我当然很同情。

82期《记忆》王晶垚的资料,我可以不理睬。毕竟王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毕竟他有丧妻之痛,毕竟他遭了这么大的难。王先生为卞校长也花了不少的力气,想把这个事情弄清。但岂是他王老先生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弄清的问题呢?这个国家现在是这个样,这个党现在是这样,现在谁也不愿意自己再在政治上再遭受一次不幸了吧?包括王先生自己。今后你们再发表文章也好,还有你们这个杂志也好,我建议你们把它办到100期的时候就捋一下,哪些东西比较可靠,哪些东西有争议的,你们把有争议的附在后面,做一些说明,以备后人(查阅)。因为这些事情,文革(冤案)什么时候平反,我不知道,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做。我那时候说:“刘进、宋彬彬你们要如实地去写材料,至少留给后人作参考,你们的是一面的说辞,他(王晶垚)这是(另)一面的说辞,两边慢慢地(碰),真相就(能)明白了。那么可能你们这里有很多的错误,他这里也有一定的错误。不是说谁是100%的正确,谁100%的错误。这两个学生有她们很不足的地方,冲动、感情用事,自责比较少,撇清自己比较多;但是反过来,咱们也说,两个18岁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一个大风暴来了,她们(怎)能掌控住呵?做梦!当时,上天安门,我就说句公平话,宋彬彬是上去了,是去给他(毛泽东)戴了袖章。现在大家恨宋彬彬恨得要死,当时让谁上谁敢不上?。假如当时你们是女附中学生,让你们上,你们恐怕也很高兴,包括王友琴。就是让你王友琴上,让我刘秀莹上,我们回来都得觉得很光荣,今天我给毛主席戴袖章了。不能拿现在46年以后的观点去看46年以前的事呵。46年以前要是有一个男女知青在下放的时候谈恋爱,不是逼死了就是逼跳河了,现在还当事儿吗?我总是觉得:允许糊涂,允许记错,允许有误差,但是不允许生造。生造就不对,不道德。你们办杂志的话,一定不能有生造的东西。至于说,这篇东西人家感觉到有些生造,但是事实不是,那就说清楚了就完了。咱们就翻篇。金元老师也算我的学生,也算我的同事,我们后来同在一个教研组,都在数学组。她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她一听说戴为伟来了,就说我能不能写封信,你替我转交给戴为伟。

她主要就是觉得你们写的材料里头,有些东西她觉的没有,不属实。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毕竟历史上的事,金元是鲍国芳、闻佳这班的班主任,运动开始的时候,老师全都被弄到马神庙小学去了,学校里,一拨人去军训,一拨人到马神庙小学,一拨人在学校造反。学校的老师都象残兵败将一样的,胆小的吧,当时我还住在女附中宿舍,每天回家窗帘不敢拉开,电灯不敢点,就坐在床犄角,和家里人都要说悄悄话。因为窗户底下坐着红卫兵呢。老师说什么,(要被他们听见)第二天大棒子就来了。象我隔壁的八中的校长(华瑾),(家里)顶棚全刨(开)了,地都刨开三尺呵。他爱人只有在门上贴上一个“本宅只有菜刀一把,别无其它利器”,都到这种程度,你说(他们)给我们老师都吓成什么了呵。你看那101中学的学生,老师全(吓得)躲到菜地和高粱地里去了,谁敢出来说学生一句呵。说了就没命!所以你(指戴为伟)大概就更无从知道了。因此有些事情,后来他是这么调查的,他又是那么调查的,道听途说、走板儿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记忆》要登人家的文章就不能不相信人家,所以就照本儿就登了。当事人一看呢,他不看大的,就看这小节,(认为自己)没干(这样的事),就跟你就干上了。你要再不冷静,你跟他又干上了。那何苦呢,咱们办杂志,又不是为干架。

这本书(《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给我们删掉了多少。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我写了4个学校的东西,卞仲耘,八中的韩玖芳,101的王一知被迫害致死致残,女三中沙坪书记的死,很惨烈,当时(出书时)都被删了。26中,高万春他们那里的“焚书烤儒”是最有名的了,把书搁在院子里烧,让所有的校长、书记、一堆牛鬼蛇神都跪在火旁边,后来高校长就跳楼自杀了,很惨很惨。26中闹得很厉害的。你们可以找当时(女三中)的校长了解,校长叫熊易华。我没有她的电话,你们114一查就成了。第一福利院,是民政局办的,它这里有一个叫岑立焕的,你从她那里还可以了解杜光天;熊易华在那儿住,你可以问问她,熊易华的电话,岑立焕还是那儿的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也70多,快80了。女三中的情况不比我们学校差,沙坪的死是很惨很惨的,有的人上吊了,她们的学生让沙坪抱着死尸得接吻,那很多东西都做得惨极了,惨极了!所以沙坪死以后不是开追悼会吗,她女儿在那儿哭,她爸爸,就是沙坪的丈夫来了,说:“女儿不哭,我们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手里,我们死在自己的人手里!我们不哭,走!”带着孩子就走。很惨烈……

六中不光是红色恐怖。六中最倒霉了,四清的时候,中央在六中试点,中央的极左,四中搞得比较合乎政策。那时候市委和中央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是64年吧。六中的书记在四清的时候被打成“革命意志衰退分子”,副书记是反革命分子,团委书记也是阶级异己分子,都是“反攻倒算”,“为自己的地主家庭”怎么怎么,都是这一类的。整个就是把(当时六中)领导一网打尽,谁干的呢,就是陆定一、杨海波,知道吧?团中央书记杨海波。中宣部当时可左了,然后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学校就叫“人间地狱”了。我们都去参观过,给牛棚(里的)牛鬼蛇神,这些书记、副书记、校长等搁一块板,睡觉就给搁一块板(比划有1尺宽的样子),这一块板怎么睡呀。一翻身就得掉地下了。那个书记被点了天灯。就是给你身上浇上油,然后搁上棉花捻儿,然后着(火),点天灯。副书记(被)打得死去活来,团委书记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最惨的是一个工友,叫徐霈田(音),(被)打的时候给他上吊,要断气了,给他放下来,用水喷活了,(再)上吊,要断气了就给他放下来,就这么折磨他,然后给他身上浇上开水,全(被烫)脱了皮,起了大燎泡,再尿小便;后来这个工人起来就跪着给他们磕头,说,我的小祖宗,你饶了我,让我死吧,就到这种程度!这些北京市(当时)都有材料,我们当时写这个的时候,(后来)都给我们删了。后来,戚本禹那时候(1966年底)还没倒台,他们从房上(翻过去)到了六中,才把这人间地狱给除掉。这里我写了一些还在世的中学老校长的名字(刘老师拿来一张写满字的信纸),他们现在都八、九十岁了,是否能谈,我不了解。比如汇文中学(26中),他大概去不了,他是80年代去的。运动的时候他不在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的校长现在90多岁了,叫蔡公期,更谈不了了。

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这些干部,趁有的人还活着,抢救一些真实材料很宝贵。可以使后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浩劫的真相。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谁打了卞校长、胡校长,胡志涛都清楚。但我们的胡校长真是很宽容,胡校长非常好,谁打死谁,她都知道,谁打了她,她也都知道。公安局去调查的时候,她把门关起来跟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要抓一个不行,要抓全抓,要不抓全不抓。你看她的“八五”祭,没有提一个人名字。在反右的时候,我们学校划了十二个右派,她一个个去道歉。文革她(被打得)14处骨裂、骨断,人根本起不来,整个趴在床上。到北医去看(病)的时候,北医女附中的老校友都说,怎么把校长打成这个样子。但是她好了以后,到大别山去做陶行知研究,搞农民教育,把一生的储蓄和去世前一个月的工资全部都贡献给了农村,她的尸体献给了黄山医学院。她给孩子们(留下的)遗言也非常好,对女附中的事情她从来不纠缠,她要活着的话,可以去劝劝王晶垚,她跟王晶垚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她走得太早了,(19)95年就去世了。

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又什么问题可以将来再谈,错了的地方请更正。

(1)第49期《记忆》刊载童话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冤案》后,第50期《记忆》闻佳同班同学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对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的一点质疑》,第51期《记忆》童话《回应鲍国芳女士的质疑》提到电话采访闻佳和鲍国芳班主任金元的细节,第80期鲍国芳《关于童话〈回应质疑〉的回复》认为童话采访金元时的描述与事实有差距。金元是刘秀莹的学生和同事,她在得知《记忆》的编辑要访谈刘老师时,希望能将自己的观点转达给《记忆》。

【南周更正】

编者按:3月13日《南方周末》刊发了《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和《“人生怎么假设呢”》三篇文章。因这些文章在发表前未经受访人审阅,因此,存在着若干不实不确之处。宋彬彬、印红标等人写了1600余字的更正,要求该报发表。但因为该报在发上述三文后,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该报主编为此写了检查,并规定报社今后不得刊发有关文字。这样一来,该报原拟发表的“编者按”和宋、印的更正,就只刊发了极少一部分。为保存历史资料,本刊将该报的编者按和宋彬彬、印红标的更正全文刊发。

《南方周末》“来函照登”编者按:

本报3月13日刊发了《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人生怎么假设呢”》三篇文章,由于发稿仓促,部分受访人在文章发表前没有看到采访稿,见报后,才发现有一些细节存在出入,有的表述不够严密,有的扭曲甚至违背了作者的意思。这里刊布两位受访人的来函,以存事实,并向相关人士表示歉意。——编者

印红标来信

——回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

2014年3月26日

1.原文: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当作:对“八五事件”和“破四旧”运动被害者数据,他是档案资料的发掘者。

说明:(a)“八一八”的数据,我不是发掘者,可以说是“破四旧”被害者数据的发掘者。(b)是档案资料。

2.原文: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

当作: 1980年代官方已披露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据更详细的资料,其中主要是所谓“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少数。

说明:(a)打死1772人的数据在1980年代(早于印红标1993年去北京市档案馆)公布过。(b)被害教育工作者是少数,不宜说是极少数。(c)已知有某几日多数被害者在农村,但这1772人是否绝大多数在农村,待查证。

3.原文: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

当作: 大规模打人致死是8月20日开始的“破四旧”运动中。

说明:“破四旧”运动开始于8月20日。

4.原文: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

当作:从8月25、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

印红标补充说明

2014年4月29日

文章还有表述或记述细节不准确之处,算不上硬伤,但也在这里指出,以求避免歧义和误读。

1. 原文: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建议改为: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榄杆市事件”之后红卫兵的疯狂报复性施暴,以及某些农民的虐杀行为。

2.原文: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应当是:他去舞蹈学校想旁观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被挡在门外,返回时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3.有人质疑此文提到的印红标在档案馆摘抄了“一个星期”。此处记者的记述无误。情况是:1993年印红标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去档案馆抄录资料。因为有教学工作,所以不是每天坐在档案馆。所谓“一个星期”指某个星期内可能多去几次,在一个多月的暑假期间则集中前往。说“一个星期”、“一个月”乃至“半年多”都属实。

宋彬彬来信

——回应《“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1.原文:“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文章的作者艾米丽……”

说明:美国大学参考书“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的作序者是托马斯•拉奎尔Thomas Laqueur(男),而不是“苏珊•布鲁奈尔”Susan Brownell, 她是编者。托马斯·拉奎尔是研究欧洲性别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在序中专门挑了书中的一篇写红卫兵的文章为分析对象,说宋彬彬八月五日带领同学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他明确说宋彬彬是“为首的施暴者”。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拉奎尔序中分析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调查。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艾米丽的文章是引述和分析已发表过的别人的文章,主要是王友琴的文章。拉奎尔没有研究过中国,序中的话是他根据艾米丽所引的文章得出的印象。

2.原文:“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

说明:这句话不准确,当作:“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不认为主席这句话是叫我改名的意思。详见《40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3.原文:“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代替的。”

说明:编者用这句话做了小标题,但这不是我的想法,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至于她们该怎么做,我没去想过,那是她们自己的认识。

4.原文:“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

说明:我们不是不敢找,而是高一3班的同学很不好找,我们也没费劲去找。

5.原文:“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

说明:这句话不准确。我说的是:小学二年和中学六年都和我同班的高民同学,是干部子弟中最了解我并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的人;而其他干部子弟对我们的调查与反思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支持。

6.原文:“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编者按:这段话出自《“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说明:这段描述完全是虚构的。

7.原文:“在卡玛的电影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的许多人道歉。”

说明:经查,卡玛电影中的原话是:“为了宋要武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了迫害,我觉得非常非常地难过。”

【资料】

团中央派来工作组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

(1966年6月3日)

你们是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评价你们的群众运动,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你们做得对,你们做的很好,你们跟党中央形势跟的很紧。我们来和你们一起参加斗争,并且向你们学习。(他们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后,十分称赞咱们的革命干劲,并说“好得很”并且鼓起掌来。)(他一再说:我们今天来了,明天还要来,后天还要来,我们要长期来,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有什么情况在争论中明辨事非。)

你们现在不明白学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团中央也不能随便指责学校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要靠同学们揭发,你们要揭发谁就揭发谁。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很好,但一定要踏踏实实,一步跟着一步。

【资料】

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

(1966年6月4日)

1、看了同学们的大字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师大女附中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看了真叫人欢欣鼓舞。我们看到了同学们一颗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向着社会主义的红心,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对毛主席是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大字报从总的来讲是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一定要搞彻底的,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地位多高,不管他资格多么老,只要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阻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一定要打到他。

今天我们的大会(同学们自发的)是声讨牛鬼蛇神的大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搞和平演变,现在看来,他只是一个幻想。现在很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

2、我们怎么办?要按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党中央的机关报已经发出社论,这就是号召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我们感到他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扫他、揪他,在这方面是没什么清规戒律的!“三家村”我们要扫,四家村我们也要扫,邓拓要扫,我们感到的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横扫,只要你们有意见,你们就揭发好了。我们希望在座的一切老师、教职员工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希望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么扫法呢?贴大字报,可以,在学校开会,也可以!一句话,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师,同学,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点,我是很相信大家的。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同学们学得很多了,而且学得很好。原来的北京市委自己不革命,还反对群众的革命,因此他们已经不配作市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把他们揪出来了,不但揪出来了,而且罢了他们的官。

新的北京市委已经组成了,新的北京市委是选派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组成的。新的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已经改组了。《北京日报》已经是我们党的机关报了。北京市委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北京的群众学生都要拥护新市委的领导。

有的学校党组织已经站起来了,希望他们站得高一点。这一点,还没有站出来的人,希望他们站出来,站得高一些,和同学站得紧一些;有问题的人要检查问题,改正错;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站起来,站的高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资料】

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讲话

怎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4日)

我们经过了前一时期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声讨“三家村”,取得了伟大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为什么是呢?邓拓表面上说了些不要紧的话,实际上都是对着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射来的毒箭,“三家村札记”题目就是一个大毒箭。他恶毒地、疯狂地、挖空心思地攻击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社会主义。

他之所以要写:1.出于他的反动本性,他要时时刻刻顽强地表现自己,2.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巩固,他不敢公开反对咱们,就写文章,实际上就是搞变天账,想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就要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一批“三家村”不只是他们三个人,他们有更大的后台老板,出了这么一个北京市委,公然拒绝毛主席的指示,保卫反革命。在毛主席的身边,他们公开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通过《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号召党员和全国人民来揭露和批判他们。我们北京市的广大群众和党员马上响应这个号召,使运动迅速开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北京旧市委这个不许揭,那个不许揭,把群众围在那个框框里,还通过宋硕发布黑命令。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冲破了他们的一切限制,群众发动起来了,原来的北京市委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改组北京市委,这是个英明的决策,改组北京市委,也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你们这里的斗争是整个斗争的一部分,现在的斗争是严肃的斗争,要认真地组织,严格地领导。

旧市委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抵制毛泽东思想,新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因此要坚决服从新市委的领导。现在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是在第一段群众运动的基础,今后要将运动进行得更加深入、深刻、广泛,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文化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夺权是思想先行,我们无产阶级搞革命也是要思想先行,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吴、邓想打我们,打得了吗?派你们其中的一个就要把他揍个稀巴烂,但他还要思想瓦解,想叫你忘记阶级斗争,忘记革命,不知不觉叫你受毒。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敌人的斗争是隐蔽的。比如我们看了居里夫人传就会觉的居里夫人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而共产党只为工人阶级服务,还用包公清官来影响我们。政治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可是科学是神圣的,这就是叫我们推翻阶级分析。他们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用权威、专家“祖师爷”来吓唬我们。老虎屁股摸不得,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祖师爷”,我们青年就要受限制,就要跟他走。这些思想上的影响就是靠他们的书,他的学说。不把他打掉,就还要受影响。枪毙是不解决问题的,如果把他那一套全都揭露了,大家就认清了。如果光靠学者去查书,越查越糊塗,只有依靠大家,才能擦亮大家的眼睛,增加抵抗力。吴晗还要留着,还要给他照旧发薪金,给他吃饭。动物园养老虎还要花钱,留他当做反面教员,使我们一看见他就想起文化大革命,想起阶级斗争。他现在散布不了影响了。文化意识形态中,要把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批判掉,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防止修正主义的办法,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把妖魔鬼怪照出来。

我们的嗅觉怎样?反革命臭味相投,可我们有的就没看出。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大家认清了他们的本质。这些问题要和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肃清资产阶级影响,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使大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更好地学习主席著作。

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让他们不表现不行,反动阶级一张嘴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击破了一个“三家村”,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了,我们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来挖黑线黑根。宋硕、陆平、彭佩云是一个表现,另一类敌人就有另一类表现,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教学中受没受资产阶级影响?但是学校不仅是限于这一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动动脑筋,比如政治路线怎样,组织路线怎样,用人怎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搜集材料,抓住本质,这样你就可以下结论了。这是不能粗枝大叶,表面上看一看。同志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要动脑筋,要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然后判断矛盾性质,采取方法。现在同学们不知学校的问题性质是什么,这就要依靠广大群众。师大女附中的绝大多数同学、教职员工是受党、毛主席多年教育的,是要革命的,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只是极少部分。需要大家很仔细的调查研究,搜集材料,抓住本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还可以找出许多漏洞,比如修正主义的教学路线等等,要把这些漏洞堵上。

在问题没弄清前,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采取这样一种策略比较好,这样留有余地。群众的意见就是很重要的材料,因为群众有灵敏的政治嗅觉,眼睛雪亮。希望同学们揭露具体事实。前一阶段我们义愤填膺,表示态度,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是光有热情,运动往往不能深入,我们要踏踏实实把教学中的黑线搞掉。

我们不要写人家的私生活,男女关系,往往这样事情特臭,传得特快,容易转移运动目标。但是她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你们。但是方法上不好,我们要高明点,讲策略。政治历史问题我们不要登大字报,这样容易给坏人钻空子,这样的问题要通过组织调查解决。同志们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可以争论,可以辩解,可以用小字报,可以直接和领导、工作组谈,组织的领导我们要坚决相信。

和老师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几句想法:

1、后悔在运动中落后于同学。同学们的嗅觉灵敏,动的快。他们要向同学们学习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

2、气愤受了黑线的蒙蔽,自己还以为忠实执行党的领导,辛辛苦苦给资产阶级办教育,结果上了当。思想意识是我们党的命根子,这个问题可以讲清楚,擦亮眼睛,改正错误,还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后悔,气愤。

3、想努力赶上。绝大部分老师要革命,我们欢迎。“一切师生团结起来”的口号不对,什么“老师斗学生,学生斗老师”,也不对。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和资产阶级的,不是师生之间的。

我们要欢迎大家干革命,允许人家干革命。

和老师谈的问题,但要看什么问题。研究教学问题可以,直接说到老师的事就不一定,弄不清是非,当面谈不一定好,可以通过组织上解决。但是并不反对同学当面和老师谈,一切为了解决问题。

【资料】

胡志涛传达市委新领导召集北京市

中学书记、校长、老师、学生代表的会议

(1966年6月4日)

李雪峰同志报告(1966年6月3日晚)

中央的六项决定:

任命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彻底撤销刘仁同志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增加了三个书记:高扬文同志(经委副主任),郭影秋同志(人大党委书记),马力同志(唐山地委书记);马力同志兼任市委秘书长;撤销市委大学科学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位。原来的市委书记留下了万里、陈克寒、赵凡同志。新的市委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原来市委的各个文教部门都瘫痪了,他们没有威信了,群众不信任他们,党也不信任他们。文化革命委员会由郭影秋同志负责。

中央指示: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好。从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然北京是落后了,比如批判吴晗就是上海先开始的。本来毛主席指示北京要写批判文章,但是原北京市委拒绝执行,上海坚决执行。第一篇文章是姚文元发表的,北京也不转载。又过了二十几天,北京看见全国都转载了,不能不干了,北京市委不得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本刊编辑)干了。

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反对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北京不抓要害,躲开了这个问题。北京市同志受了这个蒙蔽,这不是同志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而是前市委挡了路。他们把持了《前线》,发表了“三家村”,命名为吴南星。邓拓的《燕山夜话》登在《北京晚报》上好几年,还出了书,发行了几十万本。北京市受害很深,恐怕有不少人中了毒,尤其是大学生看的不少,中的毒不浅。

现在北京市正在消毒。在大家起来批判时,邓拓又化名向阳生写文章为吴晗打掩护,李琪化名李东石边写文章给吴晗打掩护,想转移目标。北京日报虽然没有直接发表《燕山夜话》,但是在4月16号,在毛主席严格批评之后,北京日报发表了三个版的材料,假检讨,真掩护,偸梁换柱。北京日报是后来挤上来的,替别人打掩护。群众集中力量批判三家报刊,把名誉都搞坏了。北京市认识这个问题慢了一些,在这里放了毒。所以我们这里消毒的任务比别的地方艰巨一些。当然把群众发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5月8号连续发表高炬、何明的文章以后,群众动起来了。不到一个月,运动发展得很快,势如破竹,可见北京市的党和群众是有战斗力的。特别是最近两天(6月1号以来),中央指示公布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势发展很好。今天你们来的有校长、书记、老师和同学代表,前一段你们受蒙蔽,运动发展的慢一点。现在揭发了,发展就快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有的中学同学要求停课上街,有的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了。青年人是可爱的,革命劲头足,干劲大,政治敏感性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希望我们变质,但是肯定办不到,我们的国家是变不了颜色的。但是应该承认,同学们没有斗争经验,方式方法不一定妥当。列宁说:“上帝是允许青年犯错误的”,何况是少年。因为方式方法不妥当,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同学不要老师了,不上课了,乱两天,没关系,到了今天下午,大家一听广播,就转过来了,又让校长老师领导了。有的学校欢欣鼓舞,绕着学校操场转了好几圈,有的开庆祝会。说明同学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也说明大家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没有大家的工作,是不可能这样的。

学校过去受原市委的领导,受三家村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工作有缺点。总的来说基层也还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希望各个学校的党委站起来,站在革命运动之中,出来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要党来领导,左派不领导,右派就要来领导。今天让大家来,就是交给这个任务,参加领导这个运动,当面交底,交任务,交政策。交了,回来还要传达。各校党团员、老师、学生都要团结起来,参加运动。

北京市这样多的学校,绝大多数的领导都是好的。难免有些同志有错误,有错误就检查。欢迎提意见,同时要主动地检讨。要检讨交代两条:第一条,市委发了通知,指示让我们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一条,要服从组织。但是你们是犯了盲目服从的错误,没有看出问题,也没有向中央反应,也没有向华北局呼吁。第二条,个人有个人的账,是你自己选邓拓、吴晗文章当教材的,你自己说了错话,自己再收回来。实事求是,犯了错误就检讨。搞革命,哪能没有错误呢?有错误坚决改正。

如果你同三家村有关系,看什么关系:如果你听了邓拓的报告,和他点过头,握过手,这也没什么;如果你看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受了他的毒害的影响,替他宣传,盲目崇拜,客观上就是插入了一条腿,现在认识了,把腿拔出来就完了;问题再大些,当了义务宣传员,交代清楚,划清界限;如果干了黑事,向组织交代,过去错了,现在还可革命,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想得开。对待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一要弄清是非,二要大胆改正。一是看,二是帮。如果有人偷偷摸摸还干坏事,这也没什么关系,大家觉悟提高了,可以把他揭露出来。

至于有的学校,领导的问题多,群众的意见多,市委派工作组。如果群众对领导不信任,你就可以站出来说。只要没撤我的职,我就要干,我就要领导。如果学生问你,坚守的是谁的岗位?你可以说,我坚守的是党中央新市委的岗位。我们共产党员干革命是光明磊落的,是不怕提意见的。以上讲的问题,主要需要放手发动群众,挺起腰杆来领导。

放手发动群众,正确领导,还需要掌握政策,所以规定几条:

1、大字报可以贴,也应该贴。毛主席说:“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字报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政权在我们手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大字报主要批判“三家村”,但对学校有意见也可以提,也可以贴大字报。大字报可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同时要向学生们做解释,1)大字报不要贴在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多,他们里面有做特务的,会照相,会歪曲。大字报贴在学校里面,可以不让外国人进来;2)凡有留学生的学校,贴大字报要有内外之分。

2、大会可不可以开呢?各种会议都可以开。班会、组会、座谈会,等等不限制。有外国人的单位要注意讲话的内容,不要叫他们钻空子,被他们利用。

3、.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防止坏人,外国人钻空子被利用。要向学生讲清楚,政权在我们手里。这与“五四”、“一二·九”运动不一样。今天,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反对一小撮黑帮,他们人数不多,上街给谁看?用不着这种方式。人上大街,比大字报上街还坏,因为外国人可以歪曲事实,也会起破坏作用。

4、声援别的学校,如北大,可以。方法可以写信,可以送大字报,派一两个人去,去的多了,人家就接待不过来。

5、国内外要加以区分,大字报,开大会,要分别贴,分别开。这是有关国家声誉的问题。

6、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

7、不准打人,不准污辱人。

8、劝导学生要他们抓住斗争的要害,防止转移视线(私生活不要贴大字报)。

以上就是李雪峰同志传达中央的几条规定。

北京日报被改组了。对我今天讲的话,欢迎批评。批评是批评,但是要执行。不能又庆祝,又不执行。

停课问题:基本上不停课。上午上课,下午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如果学生要求停课,可以停一天,一天不行,可以停二天。

【资料】

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

(1966年6月6日)

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目的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方面的革命。

毛主席最近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让他继续下去了。我们要象搞掉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那样,搞掉教育界的黑线,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阵地。”这样我们就要搞兴无灭资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在学校教育界中,资产阶级还占很大优势。无产阶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已经觉悟起来了,要打垮他们的优势,这就是目前学校教育界的形势。这个形势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因此教育界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平平静静了。要好好清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同时还要清理坚持这个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能叫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物在学校统治下去了。

现在看来,学校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北京市还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还存在资产阶级保皇党,有的学校还念三字经。解放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不断向我们发起猖狂进攻,现在已经是我们清算他们的时候了。不论是在领导上,教师队伍中,教科书中都有黑线。斗争的性质是夺权斗争,夺学校领导的权,也把学校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学校领导权是国家领导的一部分,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不是小事情,也不是中事情,是大事情!是一件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和平演变”(或)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特别是北京实行的是修正主义的领导,在他们领导下,学校问题不会少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斗争,拿什么做武器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主要拿文化武器。列宁说:“(原文缺——编者)

毛主席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化革命是包括教育革命,我们一定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是生活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学校里没有阶级斗争奇怪了,有阶级斗争是必然的。现在学校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有资产阶级保皇派。现在有些人糊里糊塗,他们要向两方面发展,不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成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无产阶级也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由于)我们受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教育,因此毛主席在解放后一再指示要进行文化革命。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没完全落实,这说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有斗争的。主席的指示被学校当权派保皇派抵制了,他们不仅不贯彻,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主席的。

我们的目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师生,来揭发学校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教育路线及代表人物,并且发动群众来批判他们。教育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专家来搞,在教育中也要大搞群众路线,也要充分发动群众。教育革命单革学校(的命)还不行,也要革领导机关的命,革领导的命,也要充分发动群众。有人问,我们的斗争目标不是“三家村”吗?这个斗争目标已经发展了。大家想想,为什么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七人的大字报,这是毛主席让登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号召。号召各个领域都要大搞革命。因此我们学校教育战线要开展教育革命。

过去的北京市委就是反对群众革命,看形势吴晗是保不住了,他们就说“学术问题”可以批,“政治问题“不要批。群众不答应。后来,吴晗政治阴谋被揭穿后,他们又说,政治问题可以批判,历史问题不要批判。历史问题揭露后,他们看着吴晗保不住了,又说:吴晗可以批判,邓拓不要批判。邓拓保不住了,又说,邓可批判,别人不要批判。……党中央告诉我们,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谁,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坚决打倒他。

“他们还拿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来压制群众。他那个党是谁的党?“三家村”的名字本身就是大阴谋、大毒草。有“三家村”,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有黑线,有大大小小的黑线,上面有,下面也有。毛主席早就说要搞教育革命,但是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学者、权威,篡取了领导权,所以主席指示没有深刻贯彻。我们一定要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搞到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前进一步,但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形势已到深入发展,扩大成果的时候了。现在北京一些学校还说“一致对外”,这是错误的。在社会上、党内、国内,都有左中右三派,左、中、右怎么能一致呢?右派怎能批判邓拓呢?我们的口号是一致对敌!如果左、中、右一致对外,我们的党不就成为全民党了吗?离开阶级内容一致对外,就是让群众不要揭发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这种人不是别有用心,也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糊涂!

群众要求革命,毛主席支持我们。胡克实同志说我们学校运动好得很。有些老师已经动起来了,很好!老师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要好好发动他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共同搞革命。学校里很多领导落后到群众之后,他们说学生胡闹,搞糟了,不对,是好得很!

在群众运动中,是指手划脚?是站在旁边?还是站在后来反对他们?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可一到这时就反对了。

我们讲了目的,就应该抓住重点——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的教育路线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一些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把重点放在此。

二、我们的态度

近来的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是严肃的事情,我们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旗帜鲜明,是非清楚,不能含糊。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站出来,闹革命。应该懂得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是绣花,出点琐事难免,不能因为方法有问题就动摇方向。看任何事情都要看矛头指向哪里,拥护谁。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是指向资本主义。我们要爱护它,不要惊慌,应该兴高采烈。通过运动,能使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而且培养更多更好的革命接班人。中学生的大字报写得多好,通过斗争,他们的斗争性加强了,分辨学习的能力加强了。在斗争中,我们的学生成长得多快。你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你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

我不反对上课,但要强调运动的价值。通过斗争,谁都能很好地独立判断问题。通过《海瑞罢官》的批判,孩子们的历史观提高了,他们成长得多么快,多么大!教育界和其它的革命斗争不能不进行。要知道资产阶级强调,教育不能搞革命,他们的态度总是专家的态度。教育界没有什么特殊性,我们真是要热烈拥护文化革命,坚决参加,而且坚决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奉劝革命的同志都要跑步,都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引火烧身的革命风格,否则群众就要烧了!学校里有黑线,在哪里?通过谁表现?群众要把矛头指向领导是对的,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前北京市委的教育路线及影响,他们是有联系的。

同学们批评旧市委,揭露学校领导,还有这种现象,有些人看成很不应该,大逆不道。为什么不许?哪里有这个法律?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搞封建师道尊严吗?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才搞那一套!我们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群众批评你,揭露你,你不高兴,这说明你还有封建残余。北大哲学系七同志敢于向陆平贴大字报,这很好。如果我们的青年后代都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大的因素就是搞群众运动。大字报就是很好的形式,是毛主席提出的,只有资产阶级才怕大字报。我们无产阶级光明磊落,不怕大字报。有人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学生写了大字报 ,你就受不了呢?毛主席说:在我国,每人都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你有问题,还怕别人批,这不是纸老虎吗 ?学校领导还要认真领导运动。北京市好多学校领导落后于群众,以组织名义压群众。现在很多学校被动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站在群众前面承认错误,执行黑路线,还不检讨,这恰恰说明你落后了。同学们那么拥护工作组,就是(因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如果你们革命了,群众也会欢迎你们的。

我们要服从党中央、毛主席、华北局、北京市委,服从搞革命的基层党组织。有的学校还有两派。拥护党支部的领导,有的革命了,要拥护;有的不革命了,你还拥护他什么呀?同学们、老师们提意见,揭问题,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资产阶级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果还看不清楚这,就是保皇派。任何东西都有政治内容,我们要很好地分辨,没有分辨(清楚),就再去分辨。市委决定他们的领导,哪怕他有问题,我们也欢迎他站出来。到底革命不革命,由他自己选择,即使犯了很大错误,只要改正,我们就欢迎。

三、方法问题

中央的八条规定主要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应该懂得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纪律是要有的,不约束就乱了,约束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

有几点注意:

1、不要着急。斗争是长期复杂的,被贴大字报的人要不要表态,由他自己决定。这是决定他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关键。

2、不要围住那些被揭的人。

3、要贯彻政策,不要大骂人 。

遇事要沉着,不要盲动。干革命,要有秩序。

要注意休息。革命不是一天两天,是要革一辈子。身体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革命利益问题。

你们要提高闹革命的水平,走在运动的前面。

为什么同学们欢迎工作组呢?因为工作组支持同学们的革命,学校领导要闹革命,就表现嘛!你们有这样的好学生,应该感到高兴。一切要革命的人,就拿出表现来。

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揭发、批判、学毛选,学习报纸上的文章。我们要做调查研究,对材料进行分析,是黑线,还是认识问题?我们要猛攻资产阶级黑线和他们的代表人物。

【资料】

班代表传达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8-10日)

6月8日

一、以主席著作为武器。6月1号以来的社论,都是不署名的主席著作。我们要好好学,要读、想、议、揭,要逐步提高斗争水平。

二、组织同学写大字报:

1、提高大字报的质量战斗力(踏踏实实摆要害性的事实)。

2、火力往你们认为是黑线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黑线: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3.搞得集中。

4.执行政策,不打人、不骂人,这是考验人的立场,考验你听不听党的话

的问题。

三、不能围着打骂人。

6月9日

一、别自满,斗争刚刚开始。

二、关于学习文件的问题。从明天起要好好学习社论,社论要求一篇一篇的学,每天学。先学哪篇,后学哪篇要根据斗争需要。不学,思想就提不高,战斗力就提不高。不要以为没事干了,要学习,要很好地学习。学习的时候,不是一般地念,要和自己的思想和运动结合起来,最后落实到改造思想,指导运动上。

三、大字报问题。要好好讨论,写几个什么(原文如此——编者)大字报,怎么写好,要有材料、有分析,可以分分工,依靠集体力量,好好写一写。不要急,今天写二篇,明天写两篇。

6月10日

明确意义:

1、为什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2、文化大革命的锋笀指向谁(明确黑帮是谁,是多数少数)?

3、怎样体现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弄清两类矛盾,怎样分辨怎样处理)?

4、气(愤——编者),能不能气掉保皇派?

5)贴大字报是斗争,学文件、毛选是不是斗争?

6)运动是快胜利了吗?(有人骄傲自满,盲目乐观)

(以上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资料】

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

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宋彬彬和团委副书记马恬来访反映: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都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打伤势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注:以下是另一所学校情况,略)

录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

第62期,1966年8月6日

资料提供者:印红标

(附)

关于《每日快报》62期来历的说明

印红标

我于1993年在某地方档案馆抄录了这份资料。当时,我听朋友说在档案馆可以看到红卫兵传单,遂持本单位党委(宣传部)介绍信多次前往查阅并抄录。我听到的说法是:文革之初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只存在了几个月,资料不多,故与文革前北京市委的资料放在一起,未归入予以封闭的文革资料。不知是否属实。不久该档案馆搬迁,重新开放之后,这批资料未见提供查阅。

我抄录之后,一直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只在1996年撰写关于武斗的论文时阅读并引用过其中几篇。我当时特别留意统计数字而不是个案。

上个月(2012年2月),有记者访谈文革暴力问题,我翻出相关资料,谈话间意外发现记载师大女附中8月5日事件的资料,我竟然在20年里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惊叹之余,我受朋友之邀予以发表,望有利于此案的考辨。

顺便提一句:除了我本人阅览之外,我仅在大约1995或者1996年将这批资料中的几篇借给王友琴博士。当时正值暑假,她带美国学生到北京大学参访,并做文革暴力调查。我感觉此项工作很有意义,遂借给她一些相关资料,其中有抄录于档案馆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初北京市及区县被打死人数的汇报,但是应当不包括这份关于师大女附中8-5事件的资料。王友琴表示感谢,后来她把收集到的几份传单复印件给我。我判断那是源自美国影印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我此前在欧洲访问时已经复印,所以有印象。

【资料】

胡耀邦批转彭小蒙的一封来信

1979年4月5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的彭小蒙,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有些报刊发表批判红卫兵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彭小蒙在信中说,近来,许多文章都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似乎罪魁祸首就是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好17岁,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血气方刚,幼稚纯朴,真的把这场动乱看成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保住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奋起投入战斗,自发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我担任了宣传部长。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我们见到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这个会上,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地背诵马列主义的时髦词句。8月1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批幼稚无知的青年,也冲昏了我们的头脑。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我当时认为,自己的“革命”已推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统治,剩下的就是如何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建新型的学校。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到江西共大参观,几乎跑遍了全江西,收集了大量资料,设想办一个当年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到了1966年9月,各地各单位开始揪第一、二把手,工厂乱了,交通乱了。这一切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我头脑里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怎么当权派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呢?共产党不就是这些人组成的吗?我结束了串联,回到北京,和几个同志起草并散发了“五问中央文革”,向江青等人提出责问。从此,我从“造反派”变成了“保皇派”,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政治扒手”。我被施加“喷气式”斗争,半夜里被投进监狱,突击审讯。当时,我曾给主席写了三封血书,陈述被关押的人对毛主席、党的衷心赤胆,并向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提意见。虽然主席批准释放了“联动”成员,但我的命运同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家庭一样,父母被关押,自己在上海坐牢。释放后,四处流浪,挨打受骂,历尽艰辛。我颓唐过,悔恨过,挣扎过,斗争过。十几年来去始终坚信一条,就是林彪、“四人帮”总有垮台的一天。

回顾过去的13年,我深感由于自己的幼稚,的确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伤害了一些同志。当年我们一腔热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革命想成自己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看问题很不全面,好走极端,似乎我们生下来就是革别人命的。因此被利用,上了当,一度充当了打手。一个青年人走了革命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今天总结这些错误,并非是要忏悔,而是从中收到教益。我认为,谁也不是天生的圣人,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明了这整整十年竟是如此这般“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如果当年我们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漠不关心,甚至反对,那真是不可理解了。站在今天看,当年虽然是错了,可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最基本的阶级觉悟。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来做结论。但是,对待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做出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却是应该做到的。是谁造成了这场悲剧?是谁几乎毁了青年一代?难道要今天要我们这些当年十七八岁的孩子来为那几个千古罪人承当罪责吗?现在不少青年人思想十分混乱,“看破红尘者”甚多,他们不但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对党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我却认为精神上的崩溃更为严重。有什么比青年人没有理想更可怕的吗?!我们要建设祖国,实现四化,如何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振作起来,既发扬过去的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又避免那些盲目性、片面性,积极投入新的长征,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总结过去,我觉得失掉的东西固然不少,但绝不后悔。要革命就得受点挫折,把革命想得像诗人描绘的那么美,才会一遇到这些“污秽和血”就惊慌失措。革命是艰苦的工作,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团结起来搞四化,才是我们革命青年当前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我想要和您谈一谈的出发点。

胡耀邦同志在接到彭小蒙的信后,批转给有关领导同志,认为她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注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青年,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并要在这样那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总的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受骗上当是难免的。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如果仍然采取讥笑、讽刺和歧视的态度是很错误的。他们中的情况,十几年来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不同的情况更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总得原则是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并且要使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干四化。只对极少数仍不觉悟、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判教育。帮助他们转变。

资料来源:徐心华著《三记集》页41--42,科学出版社,2011年。

【资料】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的信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批阅。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陈云同志:

我们曾经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和“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做“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者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中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在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卫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和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

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数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有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是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的“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的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资料来源:米鹤都编撰:《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附录(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页168-169,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

【编读往来】

1.苗苗等北京老三届谈朱学勤之文

《记忆》编辑部:

我们是北京的老三届,一直关注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记忆》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47期、49期和80期,还有其它的几期都披露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使我们看到了叶维丽、冯敬兰、刘沂伦、刘进等人的文章,了解到她们与王友琴等人有不同的看法。最近贵刊的106期、108期两期把“八五事件”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很多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他们的精辟分析让我们收益匪浅。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就急于发表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只是跟着感觉走。他们写的文章也不注明出处,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这样说。

比如,最近我们看到朱学勤一篇文章《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说起》,他引用“宋彬彬团队”的话,却不告诉读者,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朱学勤的文章有这样两段话:

1)如刘进应对公众质疑,竟然把卞仲耘血案的直接责任归之于“群众运动”,这与当年在大喇叭中说“死了就死了”,有何差异?即使今天不在官位,却还是这样官腔官调,四十八年了,有何改变?拉“群众运动”为少数权贵子弟的野蛮行为来垫背,既不应该,也不符合当年的事实。

2)我完全赞成徐友渔要求“国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

我们查了《记忆》47、49、80期,查了互联网上所有有关的文件,没有发现刘进把卞案责任归于“群众运动”,也没有发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开脱”。我们不知道,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认识朱先生,只知道他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请《记忆》编辑部把这个意见转达给朱学勤教授,希望得到他的指教。麻烦你们了。

顺祝编安!

北京的老三届

苗苗等 2014-2-20

苗苗,你好:

谢谢您对《记忆》的肯定和信任。因为《记忆》编辑部没有朱学勤教授的信箱,所以,我只能通过朋友转达所询。3月20日,我以个人名义给朱学勤写信,为了不占用他太多时间,我只提了大札所询的第一个问题。此信我发给了与朱学勤有联系的朋友,请其代转。遗憾的是,朱学勤没有回复。后与这位朋友通话,我告诉她,这个问题是《记忆》的读者提出来的,我只是代为询问而已。若干天之后,这位朋友告我,朱教授告诉她,他的资料来源都在共识网上。

考虑到您询问的是具体出处,而不是笼统的“共识网”。所以,我担心朱学勤的这个答复不能解决您的疑问。于是,我决定直接与朱学勤联系。3月23日,我给那位朋友写信,请她问一下朱学勤,可否给我他的信箱。朋友给了我朱教授的信箱,但提醒我,朱教授工作很忙。因此,我没有马上写信,而是选了一个周末(3月29日),将大札提出的两个问题,呈之朱教授座右。迄今30天,未得回复。

有负所托,深以为歉。

《记忆》主编  启之

2014-4-29

2.冯永光来信,印红标、吴迪(启之)回信

《记忆》编辑部:

看到“共识网”上亦虹《否认红卫兵虐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文,里面指名道姓地指责“吴迪”、“印红标”和《记忆》杂志。

大约在10 年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她的文章和记录的资料深深地震撼着我。同时也看到其他有的资料提到“著名文革研究学者印红标”,“印红标”这个名字很有些印象,搜了一下,果然是四中校友。后来这些年来,又陆陆续续读到过不少王友琴的文章。在我的心目中,你们和王友琴的形象都是很高大的,你们为挖掘、研究和记载文革史,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有的只是风险……借用“亦虹”的文章里提到的“否认派”这个名词,在当今,从上到下,“十年动乱文革”的否认派的力量是不小的,而更加强大的力量不是公开站出来否定“十年动乱”的结论,而是有意识地尽力淡化文革,企图让这一段民族灾难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忘却,湮没在大家的记忆中。我们也姑且称他们为“淡化派”吧。“否认派”也好,“淡化派”也好,他们是同盟军,其目的只有一个——掩盖历史真相。而你们和王友琴恰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姑且称为“揭露派”吧——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搜集、整理、抢救文革的第一手资料。也许有人对你们今天的努力不以为然,但是若干年之后,或若干个历史时期之后,当后人们试图拨开重重迷雾,考证和揭示发生在中国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一段历史真相的时候,你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将为他们提供多么有力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们正在为我们的民族从事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作为局外人,我不太清楚吴迪、印红标与王友琴之间的是是非非,也不太好妄加评判,不过恕我直言,这些是非,我觉得似乎都是些小是小非,或者说是枝节问题、细节问题,是对某些具体事情的看法上的差异,是有求同存异的可能的。因为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你们都是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揭露派”。前面提到的文章作者“亦虹”把你们称为“否认派”,我认为是不妥的,是没有分清“敌我友”。你们与王友琴(包括她的朋友)之间的火药味,可能是你们许多朋友所不愿看到的。此时此刻,隔岸观火,在一旁偷着笑的是谁呢,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否认派”和“淡化派”。他们希望你们起内讧,“内战”消耗着你们的时间和精力,自然顾不上进行你们的事业,这不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吗?

总之,我不希望你们让别人看笑话,钻空子,而耽误了正事。

冯永光  2014.4.7夜

冯永光,你好:

收到你的电邮。感谢校友的理解。

除了新闻之外,我不常上网阅读文章。点开你信中提到的“亦虹”发表在共识网的文章,我马上想到上星期收到的一封来自河北邢台的匿名信。这封充斥谩骂的信说:“你一直否定文革,文革是红色的,你不属于红色,你应该叫印黑标。”现在,“亦虹”又加封我为“红卫兵虐杀的否认派”。二者立场各异,却有一点相同:暴戾之气太盛,事实依据告缺。

如果河北匿名信的作者是一位改革30年的利益受损者,我会怀着某些同情之心;如果是偏激的青年人,我希望他多了解一些文革的基本史实。至于那位自称来自“俄亥俄河畔”的作者,不知那条河水是否足够洗涤其“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文风。

对于王友琴的研究,早在18年前,本人即给予实际的帮助,包括向她提供我收集的资料(文革首长讲话集、抄写的相关档案资料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收藏的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是我设法买了转去的,因为内地书店买不到,这样有利于更多读者阅览。去年秋冬,我接受一对曾经在北大生活过的阿根廷兄弟的电视采访,推介了这本书,因为书里记录了他们父亲的好友,北大一位西班牙语教师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我始终认为,争鸣与辩驳是学术发展的必要环境,而清醒的学者不需要溢美之词。

很庆幸,经过30多年的磨砺,在中国本土坚持文革研究的学者虽然屈指可数,却保持了难得的求真求实的学风。这里难觅政府基金支持,也不必为其所累,可以畅所欲言。这里也会为资料和论点争辩,但绝不会恶言相向。在当今中国学界,可以说这里是因被放逐而超脱世俗雾霾,保持了清新空气的一方小天地。

话说多了,到此打住吧。

顺祝

安康。

印红标

2014-4-10

冯永光如晤:

感谢你对《记忆》的肯定,我理解你的一片好心——不要纠缠于小是小非,细枝末节,不要内讧,求同存异,共同推进文革研究。相信你的想法代表了很多读者的心声。所以,我在这里回复你的来信,以便让关心《记忆》的朋友们知道真实情况和我们的想法。

其实,《记忆》与王友琴、亦虹的分歧可简化成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学术研究中,对于事实性的错误,可否指谬纠错?如被纠错的一方坚持不实之词,这种态度是否可商?

二、在反驳别人时,是否应该拿出证据?——别人是怎么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在哪里说的?如果没有证据,这些信息是否可信?

三、在学术讨论中,用政治立场来解释与己不同的学术观点。这类作法是否可取?

这三个问题都是常识性的问题,答案不言自明。《记忆》与王友琴、亦虹的分歧说到底,就在这些常识上面。

顺便说一下,现在叫吴迪的人很多,共识网就有一位。为了区别,我写文只用启之。

启之

20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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