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德等国如何应对华裔难民?

中国安置30万人,香港和美德等国收留大量华裔难民。

网易《热观察》 文|罗家梁 编辑|史毋意

2015年8、9月间,欧洲难民潮牵动世界各地人心。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二战以来欧洲大陆最严重的一场难民危机。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越南“排华”时期产生的大批华裔难民,也值得关注。

1975年美越战争结束,随后出现越南人向美国的第一次难民潮。1975 年下半年到1978 年间,越南当局采取一系列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因此造成大量华裔难民流离失所,是为第二次难民潮。

其中,有超过30万印支难民已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所谓印支难民,就是指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产生的难民,其中包括大量华侨、华裔。中国内地以外,香港、欧美诸国也都收留了大量的印支华裔难民。

一、香港是越南难民“第一收容港”,1979年共有近两万名越南难民在港从事有薪工作

《壹读》刊文称,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逾23万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安排逾14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逾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收容港”。

越南统一前,约有150万华侨和越籍华人。越南统一后,因政策失误,导致越南经济陷入困境中。1978年3月,越南政府进行企业国有化,强行剥夺在越华人财产,并从政治、经济上大举迫害华人华侨。

为逃避迫害,数以十万计的越籍华人华侨开始亡命之旅,不少人葬身大海。据统计,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60%—70%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比例已接近80%。

早期来港的越南难民多数为华侨华人,多能讲广东话,他们住在开放式难民营内,不仅可自由出入,还可在当地找工作。据统计,1979年共有近两万名越南难民在港从事有薪工作。

恐惧和忧伤挥之不去,华人难民儿童郭德安的眼神。
恐惧和忧伤挥之不去,华人难民儿童郭德安的眼神。

二、德国一州长以个人名义最早收留越南难民

在海上逃难的难民,被称为船民(boat people)。联邦德国收留的第一批越南难民,是由下萨克森州州长以个人名义收留的。1978年12月3日,第一批越南难民抵达联邦德国,共136人,大部分是华裔,在南下萨克森弗里德兰边境中转站中转。

《壹读》称,越南华裔难民的遭遇激发了联邦德国民众的热情。民间机构购买了一艘船,并改造为医疗船。这艘船上有包括医生、护理、后勤、机械师在内的志愿者,1979年8月13日出发,到中国南海救助难民。

在1979到1986年间,这艘船从太平洋上运回了10375个难民(另一统计认为是9500人)。联邦德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一共收容了大约4万越南难民。1980年,德国联邦议会制定法律,给这些难民永久居留权利。直到现在,这些被收留的难民中的大部分依然生活在德国,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华人。

三、美国接收安置了约93万印支难民,华裔占30万人左右

20世纪70年代末, 175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难民逃离家园,其中约80%的难民移居于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美国则成为1975—1989年间最大的印支难民接收国,共接收和安置了约93万人。

那么, 抵达美国的越南华裔难民究竟有多少? 据《华人华侨历史研究》杂志称,目前很难获得确切数据, 因为美国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各族裔人口时并未把“越南华裔” 作为专门类别, 而是将之归入“越南裔” 中。因此,只能根据越南裔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出大致估计。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室和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据, 1978 —2002 年财政年度,移居美国的“越南人” (包括越南华裔)共1012407人。

许多研究文献估计,在第一次移民的13.5 万人中,华裔约占20 %;在第二次移民的“船民” 中, 约有60-80%是华裔。而迁移美国的越南华裔及其后裔又占移居美国的“越南裔”人口的大多数。因此, 即便按华裔占50%计, 越南华裔也有50多万人;如果再保守一些, 假设华裔只占30%,那么也有30多万人。

对初抵美国的华裔难民而言, 寻找亲人或取得族裔社区的支持,成为应对政府分散安置政策弊端的一个最佳方案。一些华裔越南难民没有完全服从政府安排, 而是一边接受政府临时安置, 一边投亲靠友, 并在美国亲友帮助下谋生于唐人街。

,“脸谱”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岳父是现年47岁的华裔越南人丹尼斯·陈,上世纪70年代,他与越南妻子、现年50岁的伊凤(音译,Yvonne)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岳父是华裔越南人丹尼斯·陈,上世纪70年代,他与越南妻子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

四、逃亡欧美诸国的华裔难民经历漫长的身份认同,一些人士走向上流社会

相关研究结论显示,逃亡欧美诸国的华裔难民,均曾经历漫长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研究较多的是美国的学者。美国学者常常分析移民人口的文化适应和地位获得状况,并与美国其他族裔进行比较。但在这些研究中, 越南华裔通常并没被当作一个单独族裔, 而是归入越南裔或华裔当中。

专门针对越南华裔的资料和数据非常之少。在此只能根据有限资料进行粗略分析, 并对越南华裔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做出大致估计。

据梁茂春《越南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一文,研究发现:在移居美国初期, 越南华裔难民对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程度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都落后于越南裔。这是因为越南华裔在移居美国前,总体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与越南裔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越南华裔难民在逐步融入美国社会后,开始向主流社会流动。20世纪80年代初, 大量越南华裔来到威斯敏斯特, 这里过去曾是白人中产阶居住的地方。越南华裔难民的到来,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活力。华裔难民经营的餐馆、大型商场和中小型商店遍布了整个社区。经济地位提升,使越南华裔中出现了一些步入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

梁茂春认为,越南华裔还没有完全融入其他美国华裔之中,而是形成了一个既认同于美国华裔、又与越南裔有一定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华人“次族群”。

五、逃亡中国的越南难民得到社会融合安置

《南方周末》称,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省河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到1980年代初,共有超过28万印支难民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接收了全部难民,对他们的安置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告一段落。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共26.5万人,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海南六省(区)196个安置单位,其中越南难民占到99%。

学者梁淑英称,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难民一般被安置在专设的难民集中营中。但中国实行的是社会融合安置,根据他们在原居住国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语言风俗以及原从事工作的性质,他们被安排和国人共同生活。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华侨农场、农垦农场、林场、渔业社和农村,部分被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商业部门。

梁淑英介绍,对印支难民涌入,中国老百姓一向十分宽容。1978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县东兴口岸最多一天涌入4000余人,东兴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公房和办公室,甚至群众的家庭住宅都腾出来给难民住。当地从县里到公社再到乡镇全部动员起来为难民服务。

《南方周末》称,1979年越南“排华潮”中来华的难民被称为“难侨”,他们目前已基本解决身份问题;而边境战事后涌入中国的难民,大多被安置在滇越边境的难民村和农场中,身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20世纪70年代末,被越南当局驱赶的难侨。
20世纪70年代末,被越南当局驱赶的难侨。

六、进入中国境内的难民除印支难民外还有非洲难民和朝鲜难民

学者莎仁高娃、徐杰认为,目前中国接受的难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人数最多的群体是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印支难民。

另外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的在华非洲留学生。当时,由于他们本国发生战乱,中国政府承认了他们的难民身份,允许他们留在中国。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只允许他们临时避难,所以他们不得外出劳动,在经济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依靠联合国难民署救济生活。

较近期进入中国且人数众多的难民,是朝鲜的私自越境者,其人数仅次于印支难民。

20世纪90年代末,朝鲜半岛北部的饥荒导致许多朝鲜人越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联合国难民署在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其总人数约在15万到30万左右。到2012年,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此类人的难民身份,并同难民署之间有争议。

难民署认为,中国应把全部朝鲜私自越境者都认定为难民。而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大都是因贫困、饥荒而私自越境到中国,之后就在东北一些地区躲藏起来或是设法再到韩国、日本去,因而根本不符合难民身份。

七、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应当制定难民法存在争议

据《湖北公安干部学院学报》文章《试析我国难民事务管理的缺失》认为,中国没有难民法,因此难民身份鉴别缺乏法律依据,易导致难民涌入。在整个难民问题上,国内基本都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实践中,难民问题就是按照 “一事一办”来处理,不利于依法行政,也不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重视人权保护的形象。

中国是《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对难民保护承担着应有的义务。但是难民法的缺失使中国政府在难民身份鉴定方面缺少足够的依据,影响到后续难民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次,中国难民法的缺失导致没有明确的难民身份甄别及难民管理法律规定,相关部门的管理行为就缺乏有力的依据及约束。

从难民自身角度来说,涉及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也因为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而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只有将难民身份确认的标准、程序,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有关难民权利保护的措施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制定中国的难民法律,使难民的人权最大程度得到维护和保障,从法律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难民管理上的困境。

学者梁淑英不认同这个观点。梁淑英认为,中国各项立法任务还很繁重,目前没有迫切的必要,仅仅为了已经基本得到妥善安置的印支难民,去制定一部《难民法》。梁淑英指出,可以考虑制定一部外国人法,从而更有序地对在华外籍人士进行管理,使之更有利于中国发展建设。可以在这部外国人法中开辟专门章节或条款,规定难民甄别及特殊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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